作为我国有史以来记录民间文学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种类最齐全、形式最多样、最具活态性的文库，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集合各级民间文艺家的有生力量，坚守田野阵地，以出版为载体，涵盖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俗语、谜语、民间文学理论等十二个民间文学门类，不仅把几千年来活态传承的民间文化凝聚为有形的文字，形成了学术研究的富矿，也汇聚出服务当代文艺创作，激发民族情感共鸣的宝库，同时也为数字化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标本和样本。第一批推出的大系成果中，神话卷覆盖了河南和云南这两个神话资源丰厚的省份。有幸参与编纂、审读的过程，仿佛合力攀爬一棵千年大树，每一处枝杈上都能遇到令人惊喜的果实，目之所及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民间文学宝藏。
众所周知，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有洪水神话，但不同民族的洪水神话总是指向自身的深层心理原型和具体的生活环境。纵观云南省各民族的洪水神话，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细节。首先，几乎每个民族都把洪水神话解释为人类早期经历的自然灾难，而在这场无差别的天灾面前，只有凭借善良和美德胜出的兄妹二人得以存活，他们也就成了世界再造后的人类始祖。中原神话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女娲补天、伏羲女娲兄妹婚就属于这种类型。纵观中原神话和西南各族神话就会发现，虽然每个民族都以不同的名字称呼这两位始祖神，但故事的内核却几乎一致。后来在书面传统中被高度抽象的阴阳创世神话，与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异流而同源，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中华民族上古时期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型。
大系出版工程在查漏补缺的基础上收录了神话的多种异文，这为研究者在异同对比中发现学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云南卷集中了多种民族的神话，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几乎各个民族的洪水神话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道具”——葫芦。比如，德昂族神话中讲到“上古时候，洪水泛滥，人和动物几乎都被淹死了，只有少数人和动物被天神卜帕法救在葫芦里，他将葫芦封了口，让葫芦漂在洪水里，留下了人种和动物种”。白族神话中天神阿白偷偷对人们说：“地上要发洪水啦，你们赶快搬到大葫芦跟前去住吧。”人类的氏族阿布帖和阿约帖听从天神的指令，坐在大葫芦里才得以存活。洪水退去后，他们也就成了人类的祖先。布朗族的神话故事里讲到，大河里漂来的肉葫芦中，产生了所有人类。一则元阳县的哈尼族神话讲到，天神摩咪派来的使者“米扎扎拉”来到人间，因为得到了莫佐佐龙和莫佐佐棱两兄妹的热情款待，就把一个花葫芦留给了他们，这个大葫芦，后来成了洪水中帮助二人渡过灾难的庇护所。采自哀牢山的哈尼族神话中，天神名叫奥玛，二兄妹俩的名字则变成了者比和帕玛，但是拯救生命的仍然是一只葫芦，洪水退去后，兄妹二人所生的第一个孩子，竟然也是一只葫芦。后来，在天神的指点下，二人精心培育葫芦30年，挖开后，跳出来的孩子们被以动物命名：第一对孩子名叫“压提”（意为野猪），是卡多人的祖先；第二对孩子叫“豪乌”（意为老熊），是布都人的祖先；第三对孩子叫“豪勒”（意为老虎），是碧约人的祖先；第四对孩子叫“豪热”（意为竹子），是西摩洛人的祖先。这就在创世神话中指明了不同部落之间共同的祖先，以一种兄弟关系完成了对族群关系的调整。这则神话还解释了不同部落着装和生活方式上的细微差异，认为这体现了各个部落对神圣动物的模仿和认同。基诺族的神话中，人是躲在大树做成的木鼓里逃过了被洪水摧毁的命运，而他们在荒山上得救之后种下的葫芦种子，长出来的大葫芦里生出了布朗族、基诺族和傣族。拉祜族、傈僳族也都有类似的故事。如何解释这种神奇的相似性呢？
美国汉学家吉瑞德专门研究过中国南方神话中的“葫芦”，并且提出了“宇宙卵—葫芦”这一核心意象。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葫芦之所以在洪水神话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其外表光滑、中空质轻的特点，各种资料表明葫芦很早就被先民用作天然的容器。除此之外，因为中空多籽，葫芦也被象征性地视为植物界的“卵”，具有化生万物的能力。吉瑞德研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道德经》《淮南子》等传世文献，但真正激发他灵感的却是中国南方神话，他将葫芦神话和道家哲学相联系，解释道：葫芦是“混沌”的具象象征，其外形浑然一团、内部虚空，贴合神话中的“混沌”；同时，葫芦的创造和生长过程体现了“道、一、二、三”的发展历程，它自我产生，内部孕育着生命，破裂的时候又会撒播种子，生成万物，因此是一种具有跨文化意义的文化符号。在吉瑞德看来，《庄子·逍遥游》里庄子与惠子关于“大瓠”的讨论、壶子消失在葫芦里、人们喜欢佩戴葫芦挂件等后世流传的观念和行为，都一再验证着葫芦的意义本源。吉瑞德的研究延续了援引文化人类学视角解释早期中国的思路：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在研究《诗经》时，就曾以中国西南地区各个民族的仪式和风俗作为证据，更新了世人对《国风》的理解；中国老一辈神话学家茅盾、郑振铎、闻一多在研究先秦典籍时，也常以民歌、民谣、民俗作为参照；叶舒宪所倡导的“四重证据法”和上古经典破译系列，也沿此路径，对中国古典学领域核心问题提出了新观点。这种文史贯通的研究得益于民俗学、人类学视角的介入，但根基还是在于材料的拓展。全面、系统、可靠的田野调查资料不仅有助于今人理解自身文化发展轨迹，也能帮助人们探寻心理原型，勾勒文明交流互鉴的历程。今天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所汇聚的海量知识宝库必将构成新时代学术研究的坚实基座。
其次，作为活态流传的口头文化，民间采集的神话中还隐藏着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情感密码和叙事原型。王明珂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英雄祖先和兄弟民族是华夏世界比邻而居的民族普遍采用的叙事原型，反映出较为稳定的“历史心性”。他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专节讨论了南方的“弟兄祖先”祖源记忆。纵观《神话·云南卷》，关于“兄弟民族”的故事也有很多版本，这或许正是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情感基础。神话里讲到：阿昌族和景颇族的祖先原本是一对十分亲密的同胞兄弟，后来因为一次打猎中，造成两人的误会，最终各自带领一伙人建村立寨，据说，哥哥带领的就是现在的阿昌族，弟弟带领的就是现在的景颇族。哈尼族的神话中则讲到，洪水浩劫之后，兄妹成婚，妹妹莫佐佐生下了许多孩子，“大哥哈尼族是从腹部生出来的，常住森林边；二哥彝族是从腰部生出来的，常住半山腰；三哥汉族是从手指上生出来的，常住平地；四哥傣族是从脚板上生出来的，常住河坝；五哥瑶族是从耳背后生出来的，常住在森林里。”这则与洪水神话相联系的造人神话不但解释了各民族的生活领地，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情感认同，体现了多民族共同体古老的认识根源。从这里也可以窥见神话不同于民间文学其它类型的独特功能——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概括的——一头连接着神圣的历史传统，另一头联系着世俗的社会生活，在解释世界来源的同时，强化现实社会关系的合法性。
第三，民间文学作为活态传承的文化传统，不仅延续着中华文化之根，也是通往未来的桥梁。中国民间文学很早就开启了数字化建设方向，历时25年完成的《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共沉淀出省卷本102卷，地县乡镇资料本、手抄本、油印本等各类版本，总共超过4905册的厚重成果，在文化自觉和技术进步的双重推动之下，运用数字化技术推动文化传承与传播又一次成为焦点。在三套集成的基础上，大系出版工程同步布局数字化工作，目前基础资料数据库系统已经累计收录简繁体印刷本、油印本、手抄本、善本等各类资料共计16120册、366.5万页、16.406亿字，构成了传统数字中国的坚强基石。数字化是面向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重要一步，很多学者也已经积极投身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宪昭所著《中国神话：文化母题（W6）数据目录——中国神话数据库建设关键词索引》，就是这一方向的可贵成果。该书以数据库为依据，以母题为单位，有力推进了中国神话数据库检索体系的建设，也为中国文化走向智能化时代提供了有益尝试。新时代呼唤好故事，讲好当代中国故事需要接通古与今，更需要借助新技术、新机制激活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在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浪潮中，借助数字化技术采集、保存、汇聚活态的民间文学作品，借助学术和传媒的力量展开传播，正是大系出版工程融入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契机，也是优秀中华文化继往开来，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神话”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