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民歌音乐会现场

　　在陕南民歌音乐会的现场，秦巴山地的民歌旋律植入了我的思绪，风生水起，牵引着、裹挟着我，飞向那些很远又很近的地方。欣赏者和创作者、表演者一道，重又在汉江两岸散漫着自己的步履。

　　我和陕南，或者确切地说，和陕南民歌，好几十年里在内心深处其实深埋着一些兴奋点。

　　60年前，我曾经去陕南采访汉中歌剧团创作演出的民间新歌剧《红梅岭》，从此和剧作者裴斐、曲作者张予两位先生终生为友。我为那个清新怡人的歌剧写了长篇报道和评论，时任省作协主席胡采先生也写了长篇文章，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推荐，一时热传，成为社会流行的文化话题。而“汉歌”，也带着这个戏献演京城，走向全国。此刻，舞台上响起了《茶歌飘香》——它因《红梅岭》而成为经典曲目，几十年的记忆便一下子被悠悠地挽了回来。

　　剧场响起了紫阳民歌，那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权春国，怕已过古稀之年了吧，竟赫然立于歌队正中领唱。四五十年前与他初识时，他用一句自我介绍让人终生不忘。他说，我叫权春国，你若一时记不住这个小小人物的名字，可以把我记成“全中国”，就再忘不了了。

　　演出的第二个节目，是紫阳张宣强作词的《汉水放船》。他俩，还有安康、紫阳的许多老友老歌，我是一个也没忘记，怎能忘得了呢。记得在紫阳任河的一叶扁舟上放歌，记得在岸边春国家阳台上拉歌，记得在廊桥茶山上边采边唱。茶歌子的浓香有了几十年岁月的浸泡，已经是入骨入心了，和这里的石板房一样，一层一层扎在山坡上了。

　　前半年，相隔40多年之后，我重访镇巴，竟然与刘光朗重逢了。音乐会他没登台，毕竟已入耄耋之年。他是镇巴民歌几十年矢志不渝的一位整理者、演唱者、推广者、研究者，是货真价实的镇巴民歌代表人物，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巴山乐魂、巴山美玉。听说他身体不好，上次去镇巴未敢惊动，正住院的他听说了，竟然扶杖来看望我。一是为会老友，更是为了他和镇巴民歌的“心头大事”。原来他主编的《镇巴民歌曲谱集成》终于完成了，希望我为这部书题几句话。他反复叮咛了又叮咛，说“这个大事”“这个大事”。我怎能推却，又怎么推却得了？很快题写了三句话：“镇巴民歌世代打磨，镇巴民歌群山应和，镇巴民歌唱响中国”。此刻，长达750页、比砖头还厚的新书已经放在了我的案头，光朗的歌声时不时在书房回旋。

　　音乐真是神奇，一块土地，一首茶歌，一出戏，一个剧团，一批朋友，就那么随乐声种进了你的心田，非但不会忘却，倒是日胜一日地破土，长大，开花，开的是那种开不败的花朵。

　　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我和陕南民歌的缘分，说陕南民歌隐在我生命深处的兴奋点，更是想说我的生命和这块土地有一种休戚相关的联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与这块土地、这片云层，更有一种脉冲般的共振。我是川北的广安人，祖籍在巴山南麓的华蓥山下，和汉中、安康只隔一道巴山梁梁。同一山系的语言、语音、语气，民歌、民风、民情，陕南和我的家乡简直有如一部大书的上、下两册。原来不止是在我的人生记忆中，原本更在我的基因记忆中，恐怕早就潜伏着这些山的旋律、水的流韵。进到骨子里的东西，那是没有办法了。

　　从陕南音乐会回来，我久久不能入睡。音乐唤醒的故地故人故乐舞，一段一段像倒胶卷那样从心上拉过去。今天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山那边的生活和山这边的艺术，就这样剪辑到一起。

　　陕南民歌不像陕北民歌那样，是生命在高原上的呐喊和滚动。陕南民歌更多的是在山坡坡和水弯弯的尽头深情幽幽的倾诉，细针密线地缝合着又撕扯着你的感情，是那种清新巧思中的音乐铺陈。歌声从山里岭里溪水里林子里鸟的鸣叫里汇拢，经过层层叠叠高山大峒的传递播扬，渹渹然交响于我们的胸壑之中。那种震撼并不亚于陕北民歌，或许更有着一种细腻绵长、刻骨铭心的缠绕。

　　这场陕南民歌音乐会让我在初识陕南几十年之后，第一次“规模化”“精致化”地欣赏到了陕南三个市的民间歌声。经过党红岩、左辉奇、郝海、严松波、周澎、沙莎、岳益飞和陕西省歌舞剧院等专业音乐歌舞团队的策划、组装、再创作，音乐会让我们在可以标为“震撼”级别的层面，感受了一次陕南民歌的魅力。

　　整台音乐会以赵季平先生的器乐曲《陕南素描》为主题通体融贯，采用其中的三段旋律，引出《春风如诗》《春雨如酒》《春山如笑》三个篇章，以原生民歌、衍生民歌、再创民歌、地方戏歌（汉剧·渔鼓）、古典诗歌（诗经·汉广），全面展示了陕南民歌的艺术风貌。同时，在第三篇章的后半部分，又以贾平凹、党永庵、薛保勤、赵季平、张千一几位名家写秦巴山区的精品《秦岭最美是商洛》，将整场音乐会推向高潮。

　　这台节目堪称陕南一江三地音乐气质和地域气质的整体展现和整体推出。在省里演出之后，就要去各地巡演，实现由民间到殿堂再回到民间、由小型化到大型化再到小型化的良性循环，重新嵌入那养育了她的土地。

　　一种多么绿色的音乐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