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雪豹》剧照

　　最近公映的万玛才旦遗作《雪豹》最突出的变化是突破了完全或基本封闭的藏族聚居区形象以及藏族文化形象。在万玛才旦导演以往的作品里，藏族人物以及藏族文化形象接近原生态，故事的叙事结构也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中，讲述藏族同胞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焦虑，也在对传统藏族文化的叹息和挽歌叙述中，建立起叙事基调和文化表述，进而强化其文化身份认同。“藏语电影”的意义、格局是以“藏语”的象征文化生产为基础的。《雪豹》因为换上了普通话与藏语的交叉混合对白，对藏族文化的表述体系明显改变，影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藏语电影”。在新的视听体系中，这部非传统的“藏语电影”产生了新的文化意义。

　　影片一开始是四人在行驶汽车中对话，人物有藏族、汉族，但藏族角色不时使用汉语，后来四人还齐唱了一首汉语歌曲，不同语言在交流环境中基本和谐无碍，藏族角色使用藏语与汉语时，可以自由转换。作为电视台公职人员，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习惯于使用普通话，这种基于生活细节的人设和场景，不期地为影片叙事带来了新气象。由此为发端，影片中出现了多种突破性的藏族文化描述，世俗性生活细节不断涌现。大哥金巴精于算计的形象突破了万玛才旦以往作品中沉湎于传统文化事务的男主角的形象特质，而父亲和二弟要坐火车去拉萨朝圣，并坐飞机回家的计划，让该地区的藏族聚居区形象呈现出与外部地区相交融的状态。影片虽然在偏远地区拍摄，但影片中的藏族角色无疑与现代社会发生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关联。影片出现的吊车司机形象也揭示了影片拍摄地多民族混居的特点。剧中的记者扎登以及副乡长多吉等角色展示了当代藏族人身上互相融合的多重身份认同。他们是藏族文化共同体的一分子，也是担负国家形象和职责的国家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扎登在与女友微信通话时，视频用藏语，书写却使用汉语。而副乡长多吉作为藏族聚居区基层干部，汉语与藏语无缝转换、交叉使用，典型地揭示出藏族干部的工作状态和风格，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最终，《雪豹》的叙事主题向着较单纯的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方向迈进。影片的这一改变带来了叙事和文化表述的多种新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改变为影片创作带来了不小的变化，但不得不说，《雪豹》对已有的塑造藏文化形象的方法以及话语体系仍有很强的路径留恋和依赖。具体表现在二弟和雪豹的象征性形象塑造之上。影片中兄弟俩形象各有其叙事功能。大哥体现世俗经济，二弟则担当着宗教化和精神化的文化表述。二弟这一形象柔弱、智慧、执着、有强大的精神信念。他和雪豹之间有“神交”，和朋友的交谈中也曾表白过他希望成为雪豹，人称“雪豹喇嘛”，有一刻达到人豹不分的境界。他与雪豹互为镜像，成为某种文化象征。他潜心在雪峰修行，又热爱现代摄影术，曾接受过“乡村之眼”之类机构的文化培训和启蒙，他对雪豹的一往情深不仅来自动物保护观念，还有一种对文化的终极追索。

　　所以，在影片中，导演对他和雪豹之间的戏份精雕细刻，运用了特效和特殊色调渲染，让他们互换视角，又在对眼睛的特写中让二者相互“确认眼神”，并以一个超现实的段落，呈现出一段雪豹拯救喇嘛的奇观。这是对雪豹的神化，人豹互救的奇迹是特殊的文化认同生出的幻觉。这也与导演一直孜孜以求的关于族群的叙事紧密相连，是导演从《撞死了一只羊》之后开始的标志性变化，他用迷幻的影像和气息重造了藏族文化氛围。这是电影的核心表述，成了影片的魂魄。导演在雪豹喇嘛这个人物身上用情最深，这是导演内心深处的写照。

　　由此，动物保护运动观念中的珍稀动物被用来表达创作者心目中藏族文化的精神，影片中的雪豹，正如《狼图腾》里的狼一样，是一种少数文化的隐喻。因此，作者对雪豹的惺惺相惜，其实来源于自身的藏族文化执念。在这一点上，影片仍可纳入作者以往的文化表述序列。

　　《雪豹》中对刻板形象的破除方式具有前沿性，给影片的主题带来了潜在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源于越来越繁复的工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多重创作主体对导演的观念抒发构成了制约，也可能来自他多年深耕藏族文化叙事达到的创作觉悟。总体上，影片的矛盾冲突最终没有导向对藏族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强调，而开辟了一条不完整的关于藏族聚居区现代化状况的社会学纪录路径。结尾处虽然大哥以一种被迫屈服的姿态把雪豹放了，但片尾字幕显示大哥家被雪豹咬死的羊最终得到了政府补偿，前面剑拔弩张的身体和观念冲突也就烟消云散了。大哥自然会平复创伤，父亲和二弟的拉萨朝圣之旅仍可成行。影片的主题似乎导向了一种文化身份与现代化进程的和解。这是万玛才旦新片带来的新的文化解读方向。

　　冲突场景中的张所长作为现代国家基层干部，处理案件时可谓教科书式的有理有节。藏族牧民家庭中三个男子一齐走向羊圈大门给雪豹放生的情景，也超越了万玛才旦以往作品中的对藏族文化身份的确认，此情景只是暗示了传统文化对世俗矛盾的消弭起了关键的作用。对《雪豹》的考察和解读，终究还需要在已经发生变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图景中，获取其历史与美学的视野。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