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狗剩快跑》剧照

　　不久前，在中央电视台八套、北京卫视和爱奇艺同时播出的24集电视剧《狗剩快跑》引起热议，在线点播率与电视台收视率都名列前茅。根据猫眼专业版APP统计，该剧在线有效播放量已经达到4.07亿次，中央电视台八套的最高收视率达到1.98%，并且在微博热搜榜和猫眼喜剧电视剧热度榜等多次排名第一。

　　《狗剩快跑》融合革命叙事、喜剧类型、民间传奇等多种元素，与广大观众的情感需求产生共情。故事中作为普通人的狗剩有着朴素的幸福追求，赚钱、盖瓦房、迎娶青梅竹马的杏儿是他的人生梦想。现实的荒诞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让他觉醒，人生梦想的幻灭使他成长。狗剩是从民间乡土中成长的英雄，他的情感需求是“身体性”的，在被残酷碾压后升华为革命意志，并在革命集体中再次获得幸福，这是具有典范性的革命叙事结构。同时狗剩的生命经历充满了荒诞性和传奇性，他为了报恩、赚大洋、盖瓦房多次“卖掉”自己，参加过孙殿英的革命军、日伪皇协军和新四军，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狗剩快跑”是作者、观众对身处战乱中弱小普通人的呼喊，是观众与剧情产生共情之处。

　　《狗剩快跑》中的情节处理与人物塑造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从物质现实的如实反映开始，最后走向一种信念，但是在表达上因为所处的荒诞时代而产生喜剧效果，同时剧作也汲取了民间说书连缀式结构和人物塑造的漫画白描方法。因此，革命叙事、民间传奇和漫画手法的融合，形成了《狗剩快跑》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类型突破，而且将艺术的功能性和娱乐性融合统一。

　　对电影《我不是王毛》的一次叙事改造

　　电视剧《狗剩快跑》是编剧李海江对2014年电影《我不是王毛》的一次叙事改造。从具有后现代元素、风格化表达的电影向中国传统民族性书写的电视剧转向。《我不是王毛》展现出的强烈影像风格也许是导演赵小溪的艺术选择，但是影片对典范革命叙事话语边界的拓展，是编剧李海江的创造。

　　狗剩从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到对民族大义的理解，其成长过程充满着血泪和死亡。个体的尊严和幸福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根基，在影片中，所有追求幸福的个体都被“吞噬”，狗剩、杏儿、王毛、杨三、王大举和王毛妈，都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残酷杀害，在侵略者军事强权“吞噬”下，文明消弭，这是影片用充满戏谑的情节构建出的象征表述。影片展现出那个年代普通人不断下沉的生活，其荒诞性和死亡呈现出“黑色电影”的结构，结尾那一段彩色的梦加强了该片的抒情气质，映衬得“黑色”更“黑”。黑白与彩色的撞击，如著名导演费穆在《〈生死恨〉特刊序言》中所说“不强调色彩，色彩更美……如果强调了某一色彩，情绪更美”，这一著名的“空气说”在《我不是王毛》中的应用，却是对革命英雄叙事的拓展，是对个人幸福与民族大义在普通人切身感受上的统一。生命体验和生活的世界决定思想的世界，决定价值理念，狗剩在思想觉醒并且幸福即将到来的同时失去一切，痛彻心扉的感受使他选择只身赴死，为亲人复仇。李海江在《我不是王毛》中的英雄塑造不同于传统革命叙事，强调了个体价值和个人的感受，正如斯宾诺莎所言：“我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触感”，所以影片在戏谑的表述层面强调的是从个人的悲剧故事延展体现出帝国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摧毁。立意的开拓与风格化表达成为影片屡获奖项的原因。

　　电视剧《狗剩快跑》将英雄赴死转向为在革命的集体中英雄的不断成长与升华，从而强化了民族叙事的传奇性和革命叙事的典范性，在立意上将电影的悲剧底色转变为电视剧的革命乐观与浪漫。

　　拓展革命叙事的文本类型

　　《狗剩快跑》在叙事内容和结构上与经典革命历史小说《吕梁英雄传》和《铁道游击队》等形成参照与同构的关系。《吕梁英雄传》在2005年被改编为电视剧播出，《铁道游击队》更是多次被影视改编。如同这两部作品，《狗剩快跑》将中国传统民族性书写与革命叙事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文本类型。

　　这三部作品都表现出普通农民的复仇成为革命启蒙与革命认同的起源，并且在形式上充分展现地方特色，其民族性与地域性密不可分。李海江曾长期生活在河南商丘，所以商丘成为剧中狗剩的人生舞台，他与亲人、乡邻和革命同志生活其中，跟敌人的战斗也在这个空间。人间悲喜与残酷斗争轮番上演，商丘地区的民间文化、乡村伦理、地域传统等通过影像、音乐、对话以及各种仪式展现给观众，组成支撑英雄传奇的内在文化结构。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将经典的革命叙事分为三类：一是追求历史叙述的“史诗性”；二是加入一些“传奇”因素，从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三是作家以现实处境下的情绪，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狗剩快跑》正如洪子诚归纳的第二类，借鉴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和资源，将“传奇”因素与革命叙事相结合，产生出明确的叙事流脉和文本类型，形成革命叙事的类型化表达，并且凸显民族风格的创作观念。而这一套方法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主流叙事的构建者广泛采用和发展。

　　中国古典小说资源及其塑造的文本叙事方式，经由历史沉淀，其文化趣味已经被几代读者习惯并且内化，其审美旨趣延伸至当代中国的现实中，这种传统美学形式和趣味固然可以称为民族形式，内化的观赏习惯也是形成通俗性的基础。具体表现为在剧作上学习了中国古典传奇小说故事完整、情节曲折、用行动来描写人物、语言通俗明快的特点，其审美旨趣具有很强的普及性，拥有广泛的观众群。

　　而革命叙事也有丰富的文本形式，包含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不同阶段，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教授贺桂梅在《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中分析道“尤有意味的是，除少数例外，那些被视为具有传奇色彩、通俗化形式的革命通俗小说，基本上都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而那些史诗性的作品，则经常与解放战争的历史直接相关。”这段阐述对中国影视创作现象也颇为适用，由此可见，通俗性在如何叙述革命历史时，不仅包含了一些叙事形式上的类型化特点，同时形式本身也决定了其所叙述的革命历史内容。《狗剩快跑》的创作内容、叙事结构、形式特点、时代特征完全符合上述分析的典范特征。其民族形式革命叙事可以归纳为地域性文化结构、中国古典传统叙事方法和抗日革命历史时期的结合。

　　与此同时，李海江将狗剩塑造为“肯定性喜剧对象”，让观众惊异于他的机智、勇敢、调皮；使用“否定性喜剧对象”的方式表现杨三、苗春来、侯七等人的愚蠢、自私和丑态百出，让观众在鄙视、嘲笑他们的过程中获得精神层面和智力层面的满足。同时，《狗剩快跑》在喜剧的基础上注重思想性、讲求戏剧性、强调情节性、突出场面性，从而既继承了经典革命历史叙事，又拓展了革命叙事的文本类型。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