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孔子便是这一时期与先秦诸子百家一起，对华夏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首要历史人物之一。孔子以其生命政治实践和儒家思想学说，共同刻画并形塑了后来几千年“士人阶层”的人格内核和精神底色。
而这正是在当下佳作迭出的时代，一部舞剧作品能历经10年仍然一票难求，经演不衰背后的人文、历史积淀所在。由中国歌舞剧院在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为蓉城观众再度呈现的这部经典历史题材舞剧《孔子》，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精神”的再度巡礼与颂扬。
导演孔德辛在该舞剧情节设计中，深刻把握住了舞蹈作为“弱编码符号”，伴随文本、前文本以及肢体符码以外舞台综合媒介手段的共时性整合关系，利用舞剧体裁的形式语言，进行了构思巧妙的情节提炼与场景设定。
作品撷取孔子生命历程中最为特殊的几个节点，以高度艺术化的手段，提炼为《问道》《乱世》《绝粮》《大同》《仁殇》《乐》一序、一尾以及四个篇章的整体结构布局。且作品并未以对“圣人孔子”的仰视视角，来开启对普通观众而言难以获得共情的“圣化孔子”的颂扬，反而以平视的角度，着重从“读书人”孔子——“仕人”孔子——“师者”孔子——“圣人”孔子的身份转换中，逐渐展开对孔子师徒为“大同”理想孜孜以求，所凝聚起来的儒家“士人”精神群像的刻画与颂扬。
序《问道》，着重描写儒家积极“入世”的有为精神。“读书人”孔子以“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求真务实的行动，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孔子博学广鉴、博采众长，这与道家老子的“无为”思想产生了鲜明的比对。舞段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姿态，以意气风发的舞蹈形象，展现孔子作为文武双全的读书人，忧怀天下、经世致用的行动与担当。
第一章《乱世》篇，描写“仕人”孔子的书生意气与乱世中飘摇的“仁政”理想。因与贵族三桓的矛盾加剧，时年55岁的孔子不得不辞去鲁国官职，偕弟子颜回、子贡、子路等周游列国。彼时正值春秋末年，在“礼崩乐坏”的历史巨变下，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四处推行他的“仁政”理想。然而剧中以“大王”“权臣”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对此并不买账，孔子的治世理想四处碰壁。在无望中，虽然得到卫国夫人南子的器重与举荐，却最终因威胁权臣利益，引发宫廷变乱而以失败告终。“士人”的理想主义在权力的傲慢和欲望的贪婪双重绞杀下，显得不堪一击，甚至“迂腐”无用。舞蹈运用表情姿态和人物群体的空间行动关系，以寥寥数笔，便在舞台上塑造出在颠沛流离的乱世之中，一位心怀崇高治世理想的“仕人”孔子，被命运之手“行拂乱其所为”的微渺、无力，这不禁使观众对孔子的怀才不遇与生不逢时扼腕叹息。
第二章《绝粮》篇，则将“师者”孔子的遭遇推向戏剧性的绝境。59岁的孔子和弟子离开卫国辗转至陈国，却被围困于陈、蔡之间绝粮7日，然而正是在这种雪上加霜的绝境之中，“师者”孔子愈发坚守“君子”品格的底色，操琴歌兰，以琴声充饥，“不食嗟来之食”。就连弟子们的困顿、迷惑，也被“师者”孔子的至高境界所感染，“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的精神境界得到更彻底的锤炼，愈发高深、寥廓。
第三章《大同》篇，以富于隐喻意味和高度艺术化的手段，将“士人”孔子孜孜以求“天下为公”的大同治世，用梦境的方式，在饥肠辘辘抚琴而坐的琴声中，徐徐展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在此大同世界，孔子欣欣然置身其间，博袖振衣，以文会友，杏坛讲学，文质彬彬。一个彻彻底底的理想主义者的身影，穿越时光的电光石火，如此生动地跃然于观众眼前。其中《玉人舞》借助众多玉人文物的姿态、形象，以律动化的身体符号，借物喻人，托物咏怀，象征君子品德温润谓之“仁”，质硬锋利不伤人谓之“义”。此段以舞蹈艺术擅长的直观形式，呈现君子如玉的美好德行，舞段设计与编排精妙、考究，可谓点睛之笔。
第四章《仁殇》篇，诚如“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当面撕碎给人看”一般，孔子“大同治世”的幻梦在兵戈铁马的厮杀中戛然而止。再完美的理想也终究抵不过乱世的权欲纷争，生灵涂炭成了“仁政”主张终究失败的醒目注脚。“仁政”始终不能被统治者所接受，然而，孔子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理想主义者，却并没有因此改变立场，“苟志于仁者，无恶也。 ”孔子依旧操琴歌兰，坚守士人气节、君子品格。
剧演到此处，观众不免心生疑问，陷入如此人生绝境，是孔子不够智慧吗？或者说他真的是迂腐？其实相似的问题千年前他的爱徒在绝粮时便已问过，孔子则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孔子曾问道于老子，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孔子闻言，顿开茅塞：“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所以，孔子在权力面前不求唯上，在理想面前不求便易，在危难面前不求苟安，君子之德，上善若水。如此理解，坚持大同理想，背后是智慧而非聪明，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品格，也并非是固执、迂腐，而是心怀天下的上善之德。至此，悬而未决的困惑仿佛豁然开朗。
尾声《乐》，正是在经历人生的追问与苦旅后，“师者”孔子向“圣者”孔子涅槃。入世的理想虽四处碰壁，如幻梦般飘渺，但已入耄耋之年的孔子，终于回到鲁国于杏林设坛讲学，将他的仁政理想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躬行垂范至他的三千弟子。圣祖先师，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也将他的毕生理想，以一种特殊的人格图像写入后世千千万万儒生、士人的血脉之中，赓续千载。
在当代众多以历史名人为题材的舞剧作品中，舞剧《孔子》中孔子所定格的“士人”精神不断被复写和丰富，例如舞剧《杜甫》中杜甫忧国忧民的“诗史”书写与“诗圣”形象，便是士人精神的直接延续。而舞剧《李白》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所表现出“士人”在权力面前纵情恣意的洒脱和桀骜不驯的人格……他们虽然呈现出各自具体、生动的形象，但那种“士人”或者说传统读书人的精神品格却一脉相承，他们依旧可看作是孔子所确立的“士人”精神的不同投影。
舞剧《孔子》以舞剧艺术的独特形式语言，通过构思巧妙的情节设计，历史情境的舞台营造，结合舞者技艺精湛的舞台呈现，并辅以制作精良的舞美、造型，再度引发现场观众对圣者孔子身上所凝聚的“士人精神”与“大同理想”的沉思，这既是文脉在舞剧艺术中的另一种显现，也是“士人”精神的再度沉吟与回响。而当后人们以舞剧艺术的形式重读孔子时，这样一种穿越时空的记忆，便从文脉的绵延和理想主义者的吐息之间苏醒。
“朝闻道，夕死可矣”，伟哉孔子！
（作者系四川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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