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毫无疑问是一部现象级作品。有评论者甚至认为，《繁花》是一座艺术孤峰。孤峰者，卓然独立，一览众山小也，可谓另一种“孤篇横绝”的赞誉。但从电视剧艺术繁荣发展的角度而言，我们既需要偶然挺立而出的“孤峰”，更需要多峰并峙的“高峰”。《繁花》的热播为我国电视剧艺术从孤峰走向高峰提供了一些启示性的参考。
启示之一：电视剧是叙事艺术。故事，是电视剧的根本。
《繁花》的成功，首先源于同名小说文本提供的丰厚故事基础。虽然电视剧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态，但中国电视剧从其开端《一口菜饼子》开始就和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大名著”改编的经典时期，还是网络文学IP改编热潮汹涌的当下，文学文本都给电视剧提供了最优质的故事来源。近年来很多获得观众高度关注的电视剧，也大都改编自小说，如《北平无战事》《琅琊榜》《人世间》《装台》《人生之路》等。因此，电视剧的高峰之路，要高度重视对经过时间淘洗和观众检验的优秀文学文本故事的改编转化。这是保障电视剧故事质量的“捷径”。
但，只有好的文学文本并不保证电视剧就一定能走向艺术高峰。对文学文本做出符合电视剧艺术规律的恰当改编，也是极为关键的环节。小说《繁花》的故事时代背景跨度大，故事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涉及国家发展的诸多关键历史节点，并且具有独特的叙事风格。为了适应电视剧的叙事规律， 《繁花》删减了原作中复杂的人物关系、空间场景和历史信息，加以简化提纯，以1993年前后为核心时间点聚焦上海改革开放宏伟壮阔的历史，构造了和平饭店总统套房、黄河路至真园、进贤路夜东京等核心场景，以阿宝与玲子、汪小姐、李李为主要人物关系线，生成了阿宝成为宝总的商业励志传奇故事。这一剧烈改变让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也获得了作为大众艺术必要的通俗性，满足了电视剧叙事伦理的需要。
同时，当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给予了电视剧创作无穷无尽、多姿多彩的生活基础，也为电视剧原创故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近年来，不同类型的电视剧原创故事不断脱颖而出，引发收视轰动效应。如《山海情》《觉醒年代》《功勋》《理想照耀中国》《漫长的季节》《狂飙》等。经典文学文本的创造性改编和优质原创故事的结合，方能奠定中国电视剧艺术高峰的坚实根基。
启示之二：电视剧是人的艺术。人物，是电视剧的核心。
但凡优秀的电视剧，其塑造的主要角色必定会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故事情节已经淡忘，但人物角色在心中还栩栩如生。因而，能否塑造出让观众经久难忘的艺术形象，是电视剧艺术走向高峰的必然要求。
电视剧中优秀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典型的，塑造典型则要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环境，即时代大语境和故事小语境。前者赋予剧中人物行动的历史逻辑。《繁花》为什么要以阿宝成为宝总为故事主线？因为90年代的上海提供了历史可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上海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给了务实开放、敢想敢干的上海人站立潮头的机遇。于是阿宝从倒卖国库券到进入股市，从干外贸到涉足金融，从创品牌到推动企业上市，桩桩件件都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后者则给予剧中人物行动的生活逻辑。阿宝的成功，是个人的成功，更是把握时代机遇的社会性成功。爷叔的教导、汪小姐的帮忙、李李的协助、玲子的支持，乃至舰队的合作，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只有在人物关系的网络中才能实现对“这一个”独特性的彰显，完成典型人物的塑造。
典型人物既可以是性格复杂多样的圆形人物，也可以是性格鲜明单一的扁形人物。《狂飙》中的高启强和安欣，就是这两者的代表。高启强从鱼摊小贩到黑社会老大，从社会底层到成功“企业家”的转变，体现了非常复杂的人物性格变迁路径。而安欣，则不断强化其作为一个警察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守。《繁花》中阿宝、爷叔等具有扁形人物的特征，而汪小姐、范总等则更偏向圆形人物的某些特点，虽然性格都可谓鲜明，但部分人物在丰富性和层次性上尚有不少进步空间。不过需注意的是，如果一味追求人物所谓的“复杂性”和反差度，有时反而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当年的《黑冰》如此，今天的《狂飙》也多少与此相关。
典型人物应该具有激发社会话题的能力。《渴望》中的刘慧芳，引发全社会对怎样才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的讨论；《狂飙》中的高启强，激起广大观众对于一个底层劳动者为何会变成黑恶势力老大的热议；《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让我们在新的时代重新审视“娜拉出走后会怎样”的命题。 《繁花》所激发的社会话题甚至从人物角色延伸到文旅融合上，将艺术创作变成了社会实践，充分发挥了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
启示之三：电视剧是影像艺术。影像风格，是电视剧的艺术标示。
在传统的认知里，电影非常注意影像的质量和镜头画面的美学含量，主要以人物行动推动情节发展，强调与生活世界的“异”。而电视剧则不太重视影像质量，主要以对话推动情节发展，更侧重于镜头画面的信息含量而不是美学含量，强调与生活世界的“同”。《繁花》则以典型的王家卫式影像风格质疑了这种认知。
《繁花》可以说是电视剧影像电影化的极致代表。《繁花》拍摄时间长达三年多，除了导演王家卫的工作习惯之外，也因为影像质量对标电影带来成本升级，并进而影响了故事的改编取向（复杂的故事意味着更长的制作时间和更高的生产成本）。另外，《繁花》的影像建构还充分发挥了上海这座大都市多样化地理空间的魅力，并与沪语一起展示了地域文化对于电视剧审美的强烈影响。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电视剧集数众多，如果采取类似电影的生产方式会导致制作成本急剧上升。即便在全面数字化的今天，精雕细琢的生产对于电视剧来说也还是比较奢侈的。而随着AIGC等新技术对影视生产的持续赋能与剧集短剧化的发展取向，这个问题未来不难得到解决。
影像质感的升级带来的是欣赏获得感的提升。《繁花》《漫长的季节》都在电影院进行过首映礼等播映活动，明确宣示了电视剧和电影之间某种程度的融合。更重要的是，《繁花》在影像语言上也全面电影化。王家卫十分重视影像画面的氛围感和多重意蕴的营造，惯于用熟悉的小景别、特写镜头、移动摄影、光影色调、节奏变化，以构成画面信息传递之外的多重审美空间，极大地提升了电视剧的美学品位。同时，大量具有时代感的经典歌曲的配合，也为观众带来额外的精神消费入口和情感共鸣的链接。《繁花》因而具有鲜明的作者风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繁花》是一座“孤峰”。但电视剧的风格化，绝非自王家卫开始。李少红、胡玫等导演早就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繁花》的火爆，说明观众对具有独特影像风格高质量剧集的热情期待，我国电视剧影像语言在整体上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繁花》的成功，具有某种特殊性，也给我国电视剧艺术走向高峰之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用高质量的故事打下基础，深入现实，充分发掘地域文化内涵，坚持以人为中心的艺术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在制作上精益求精，追求具有个性化的影像叙事风格，是电视剧走向艺术高峰的进阶之路。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