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为主题的汤奇云、李健、安裴智新著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深圳举行。作为2023深圳市优秀文艺作品宣传推广工程系列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由深圳市文联主办，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深圳市作协承办。研讨会由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高建平主持。
◆彰显深圳文艺评论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汤奇云、李健、安裴智是深圳三位代表性的文艺评论家，各有专攻，相得益彰。汤奇云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现当代作家作品叙事学研究、深圳文学批评与评论，现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艺学、文艺美学，现为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安裴智则长期致力于昆曲、红学研究，现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上海、香港、武汉、黑龙江及深圳等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汤奇云《小说与诗学：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李健《“三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精神》、安裴智《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三位深圳文艺评论家的新著展开深入研讨，并对深圳的文艺评论事业建言献策。与会专家学者对汤奇云、李健、安裴智及其各自的新著给予充分的评价，并认为三位文艺评论家的学术研究彰显了深圳文艺评论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王国猛表示，40多年来，深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活非常丰富，特别是经济、金融、科技生活在全国处于前沿，引领潮流。可以说，这座城市是创作的汩汩源泉和丰沃土壤。“在深圳这个地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都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有丰富的生活，有充足的经济科技发展经验，深圳文化也完全有可能走在全国前列。”王国猛强调，作家的创作离不开理论指导，而理论的研究也离不开创作实践，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由此，他认为要打通市作协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之间的壁垒，既要打造深圳的文艺批评队伍，又要打造深圳的作家队伍，并融合双方力量来推动深圳文学文化的繁荣发展。
王国猛指出，此次研讨会推出的三位深圳文艺评论家，专业领域各为不同，研究范畴涵盖古今，层次分明，他期待通过更多深入的研讨，让深圳的文艺评论家和作家走向全国，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深圳作家群。“推动深圳作家群走向全国，是离不开理论批评和理论总结的。”王国猛也希望专家学者们能更多地关注深圳作家群，更多地关注深圳的理论批评。他坚信，深圳应该是“文化的绿洲”，将来会成为“文化的森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殷国明认为，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蜕变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成功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如果没有强大的文化潮流的支撑是做不到的”。在殷国明看来，“深圳很可能是中国甚至世界新浪潮的始发点，所以需要及时总结深圳过去4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保存好深圳的城市记忆。我们应该把深圳的经验发扬光大，这不仅是寻找我们的发展后动力，而且还要传承一种新的文化。”
◆汤奇云：“有情的批评，有人的学问”
汤奇云的《小说与诗学：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是一本研究中国当代小说与诗学的学术论文集。全书致力于叙述创新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开展个案研究，以此考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精神的确立，以及催生这种新的叙事精神的情感结构与审美取向，呈现了现代中国文学叙事从“人学”到“情学”的理论思考脉络。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谢晓霞认为，这不仅仅是深圳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大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以汤奇云来说，可以将其学问特色概括为“有情的批评，有人的学问”。谢晓霞介绍，第一，汤奇云寻找文学特有的情感和趣味。他一方面关注作家在写作和生命状态中的情感和趣味；另一方面关注人物生命状态中的情感和趣味；再者，作为批评家，汤奇云拥有自身的情感状态和趣味。在这三种情感和趣味的同频共振、互相激荡之中，汤奇云贡献出一种“有情的批评”。第二，汤奇云的批评和研究一直关注人的存在，关注人的生命状态，秉承文学的核心始终是人，他做的是“有人的学问”。第三，汤奇云的文章都特别大气。他打破学院批评和非学院批评的壁垒，没有学院批评那么多学究气，也不随意自说自话。他的文风洒脱活泼，在自己的情感和理路中绽放生命的力度和强度。其文字“就像清晨的菜市场上鲜艳欲滴、带着露珠的青菜一样，是鲜活的、饱满的、有滋有味的”。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杨扬表示，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不是光靠经济就能完成的，它背后总是有它的一套文化逻辑。那么，深圳辉煌经济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什么？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杨扬认为，深圳经过40多年的发展，科技已经跑到了全国前列，而文化在今天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尤其是要重视文化观念的建构，重视实实在在的文化工作的建构。诸如要重视《深圳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工作，这有利于在地文化的深层文化逻辑的建构。杨扬指出，如今的深圳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已经达到了新的基点”，正处于“3.0”阶段，故有必要对过去40多年的文学观念作出总结并进一步提高。他从在地性出发，分享了他对深圳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期冀。“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种下的是改革开放的种子，所以汤奇云的《小说与诗学：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这本书的题目谈到‘开放性’，开放性是根，与无限性结合在一起，它们提供了现代文化面向未来的一种无限增长的可能性。”杨扬期待深圳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的、趋向未来的“未来文化”。“深圳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如何给深圳文化定性、定量？这是需要我们这一批人不断努力才能完成的。”
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张克眼中，汤奇云是“五四”文化的传人，汤奇云偏向浪漫主义，所以把“五四”文学重新梳理成浪漫主义文学。张克指出，趣味、精神和情感，可以视为汤奇云学术研究的三个关键词。“我们现在文学批评的技术越来越发达，当自我膨胀以后，从里面看不到情感，只看到炫技。汤奇云的文笔很大气清通，还能看到他的真实情感。”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赵目珍认为，汤奇云在书里呈现出一个比较前瞻性的学术研究视野。譬如他从研究的角度，选取的两个开放时代非常典型，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虽然两个开放时间背景不一样，但是将其放在一本书里进行对比，非常具有前瞻性，学术研究的触觉非常敏锐。此外，这本书以叙事学视角贯穿全书，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变迁。汤奇云在书中采用很多跨学科研究方法，里面融合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使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每一篇文章的逻辑、脉络都非常清晰。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杨立青从汤奇云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关系、与上世纪80年代的关系，以及现代文学跟当代文学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解读。杨立青指出，汤奇云深受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批评、文论传统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有美学热、艺术美学、人的主体性和“重返文学自身”的典型命题，以及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并置等，这在他的文章里都留有或深或浅的痕迹。汤奇云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文学训练，这也为他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提供了经验资源和理论视野。
融明语文创始人张博称赞汤奇云的《小说与诗学：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非常大气”，他的书里“是有生命的、有人的，底色是浪漫主义的，所以读他的文章感觉很亲切”。
“我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儿。”汤奇云在发言中用三个“幸运”描述自己的学术之路。一是参加高考，“完成了从大学到博士的全部学制教育，完成了从一个农民子弟向学者身份的转变”；二是受益于由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开创的“钱门学派”，“直到今天，这个学派依然在关照着我、指导着我，让我在文艺审美探索的路上享受到人生的最大的快乐”；三是来到深圳这座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工作。汤奇云将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视作向这个时代和深圳这座城市致敬的一次契机。
◆李健：把学术研究和生命体验融为一体
“三曹”“七子”文学成就卓著，通过理论阐发，或借助于自身的创作实践，表达了系列诗学观念，形成了意涵丰富的“三曹”诗学。李健的《“三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精神》全面考察“三曹”“七子”的诗学思想，发掘其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继承、发展，揭示其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怀义认为，李健专注于研究感物美学，但《“三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精神》关注更多的是人，所论述的核心问题是“三曹”“七子”的诗文创作及其情感表达。“一个是为人生的，一个是物感美学，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够全面呈现李健学术思想的全貌。”这本书揭示了“三曹”等人的独特情感结构。他们在面对人生的磨难和曲折的时候，虽然有感伤，但不消极、不虚无。王怀义认为，虽然这是一本理论著作，但书中对人生各种情感的概括，对于当下，尤其是生活在深圳这样一个独特环境当中的人来说，其实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训涛表示，李健这部著作对他的启发很大。譬如，提出“三曹”诗歌的创造性在民歌向文人创作的真正转化中的作用，提出“三曹”在创作实践中赋予比兴以新的内涵的新见，提出“三曹”诗学的精神传承与当代价值等等。本书多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创见。
在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韩伟看来，《“三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精神》是李健前期关于比兴、关于感物的思考，这些全部融到现在这个成果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具有体系性的研究，而且关注的是文艺学或古代文论里非常核心的、根本性的问题。他认为，本书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非常鲜活，有文学研究的温度。这种温度体现在对“三曹”人物及其具体诗作的详细文本分析。第二，这本书体现出一种文学史的意识。很长时间以来，研究魏晋的时候会忽略“三曹”对魏晋的文风、审美风尚的奠基作用，进而忽略了它对文学史的意义，但本书是在有意地建构“三曹”的文学史地位。第三，有一种同情之理解。所谓的同情之理解，即李健在历时约20年的时间里将自己的人生思考及对“三曹”的认知实现统合，真正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和“三曹”研究融合在一起。因此，这本书有着李健的自身感受，是有生命情怀的，是有温度的，而且是有理论高度的。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海坤表示，《“三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精神》这本书可以给我们提供五点启发：第一，这本书拥有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是从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或诗学史来审视“三曹”的诗学思想。第二，本书抓住建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人化转向，对“三曹”诗学进行了准确的历史定位。第三，李健在进行理论阐述的过程中带有非常强的审美实践色彩，其个人强烈情感态度渗透到文本分析中。第四，李健在书中进行了非常细腻的理论辨析，特别是对比兴、感物、文气、风骨、文质这五个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范畴内部的细致差异进行了非常仔细的辨析。第五，这本书具有非常强烈的面向当下的品格。特别是建安文人悲凉却不消沉、哀伤继以奋发的情感精神对今天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有非常强的启发意义的。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助理教授李石认为，《“三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精神》这本书体现了“三个意识”，包括理论体系意识、很强烈的批评史脉络意识和文学意识。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詹文伟则提到，从比兴诗学到后来的感物美学，再到现在的“三曹”诗学，可以视为李健的一条研究脉络。李健把学术研究和其生命经历、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从他对“三曹”诗歌的解读可见一斑。
“我读书、做学问，并不是为稻粱谋。”李健表示，自己做学术研究非常执着，从比兴诗学研究到“三曹”诗学研究，贯穿着他对中国古典美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思考这条主线。他将继续多为深圳思考，勤加著述，为深圳文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安裴智：用跨文化理论为昆曲“正名”
安裴智的《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重新解读与定位昆曲的文化身份，从古典韵文学、雅乐文化、声乐美学、戏曲文学、表演体系、活态遗产等方面归纳阐释昆曲的多维美学内涵与文化特征，并对学界旧有的昆曲观念进行剖析与反思。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昆曲评弹研究院院长朱栋霖表示，《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多方位研究昆曲文化身份的理论著作。安裴智的理论储备丰厚，研究方法新颖，他既具有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论的扎实基础，又勤奋钻研，深入昆曲音乐学——曲学，及时跟踪美学与西方当代文化理论，这使他论述起来能够打通古今、融合中外，形成跨文化比较研究之特点。他的研究视野开阔思路清晰，从跨文化、跨学科的高度展示了昆曲的中国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
朱栋霖认为，这部专著立足“跨文化”的理论视野来探讨昆曲的多元文化身份，选题颇具创新性，前人未对此问题有系统的论证，特别是探讨昆曲在建构中国文化形象中的象征意义，有较为深入的论证。全书系统探讨了昆曲文化身份的跨学科、跨文体的特征与表现形态，总结昆曲文化身份的多维属性，较为完备。全书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见。一些观点可以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昆曲的文化地位，让人们更深刻、全面地认识昆曲作为“非遗”的价值。
中国民协香港分会主席郑培凯在视频发言中指出，安裴智这本新著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昆曲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昆曲的文化地位、艺术性及其相关的文化意义进行一系列的“正名”工作。此书从历史发展、礼乐制度、韵文学文体、声乐理论、昆曲唱腔、表演体系、花雅之争、剧本创作、审美境界、遗产学价值到中国文化形象建构，洋洋洒洒，仔细呈现了昆曲的文化身份远超于一般认知的“旧戏”，而认识与理解昆曲的文化身份，对于中国人在新世纪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叶宇星则表示，安裴智将昆曲的遗产学价值总结为曲牌体音乐、剧本结构、角色行当、戏剧题材、表演体系、昆曲曲谱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既是昆曲所取得的艺术高度的表现，又是昆曲对后世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的六个方面。“‘跨文化视域’的背后是安裴智强烈的‘本土情怀’”叶宇星坦言，在他看来，安裴智熟悉曲律，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对昆曲艺术有着真诚的热爱，对传承昆曲艺术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上第一家昆曲社，常年在现代化、快节奏的深圳传习昆曲艺术，为深圳注入了古典而清新的文化气息。
深圳大学中华传统艺术数字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仕国谈到，安裴智认为昆曲既有“曲体”属性，又具有“戏剧”属性，应该从“曲学”与“戏剧学”两个层面来评价昆曲的文化身份，才能科学而完整地把握昆曲的美学本质。“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里的“歌”指的是戏曲的音乐性，“舞”指的戏曲的表演性，“故事”则是戏曲的文学性。换言之，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艺术，不仅是场上之曲，而且是案头之曲。对昆曲而言，昆曲的曲体研究与舞台演出研究同等重要。安裴智认为，某种意义上，从中国古典戏曲发展史来看，昆曲是曲体学、戏剧叙事学与戏剧表演学的完美结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师李颖瑜在视频发言中表示，安裴智的《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是立足于当下昆曲发展现状，为昆曲“正名”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之研究贡献集中于三方面。首先是“跨文化”的理论视野，这不仅表现在对昆曲跨文化传播语境的梳理，也更展现于全书所采用的跨文化研究方法。第二是全书对于昆曲作为综合性艺术的全方面深化研究。最后是全书从“国家形象建构”的高度重新认识昆曲的文化身份与文化价值。通过全书的历史性、理论性探讨，安裴智最后提出昆曲文化身份的丰富性，跨戏曲文学、声乐学、舞台表演学等学科，表征着其在厚重的中国文化坐标中的多重身份与其作为综合艺术的本质特征，进而可以成为国家文化形象的象征与代表。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郑锦燕坦言，阅读这本书时可以感受到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始终贯穿问题意识。譬如，安裴智提出了昆曲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昆曲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昆曲的文化属性和美学定位，昆曲的当代和时代意义等问题。“在深圳这样一个求新求快、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思考并讨论古老昆曲的身份和意义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为什么昆曲在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一跃而成为国乐、国剧与国艺，被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所接受，并被尊称为“雅部”，区别于“花部”（其它地方性剧种）？作为当代学人，我们该如何继承与发扬昆曲的度曲理论？对此，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学会荣誉会士李环认为《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这本书给出了答案。他表示，非常惊喜地看到安裴智在书中仍坚持使用“度曲”二字，因为这包含着对以昆曲为代表的传统音乐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包括咬字、板眼、润腔、归韵等法则。“这一套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乐理知识，与我们在音乐院校所学的西方基本乐理是不同的，但对于掌握中国传统音乐特别重要。如果我们用西方乐理中的拍子、节奏、唱法来唱昆曲，结果只能是洋相百出。正因为如此，安裴智书中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昆曲度曲理论和声乐美学的梳理和解读显得尤其重要。”
对于专家学者们对《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的中肯评价，安裴智表示衷心感谢，并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心得。他表示，在跨文化传播的今天，关于昆曲文化身份的定位、塑造与建构，需要一种珍贵的“跨文体意识”，需要一种“大文化意识”“大美学意识”，同时要具备一种“整体诗学观”，而不能以过去那种狭隘的“剧种”“声腔”观念来定位昆曲，也不能把昆曲仅仅视作“戏曲”，更不能说昆曲不是“戏”。他强调，运用跨文化学理论与传播学理论考察昆曲艺术的传播，对于昆曲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