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中认识中华音乐文化
秦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华文明不仅有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多侧面、多角度、多地域的起源，而且具有自己独特风貌和多方面丰富内涵。多元融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就像多声部、多乐器合奏的交响乐一样，多样一体和一体多样的交织、衍化、传播，是悠久辉煌的中华音乐文化长河高潮迭起、持续辉煌奔流的重要条件。将理论建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发拥有更为明确深刻的认知。这不但有助于探索中华文明史在历史长河中更深远的源头，更能进一步夯实中华文明的根基、彰显中华文明的“礼乐”特色，对牢固树立文化自信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不同地域的文化个性中找到共性
康尔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艺术文化研究所所长）
将长江流域作为理论研究的所论之域，不仅有天然的合理性，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千百年来，浩荡的长江养育了以巴蜀文化、夜郎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上游文化，以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化，以吴越文化、徽派文化、海派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化。这些文化有不同的流传区域、不同的文化性格和特点，这是它们的个性。但众多个性中的一个共性，就是这些文化都处于长江流域，都浸润在长江的万里波涛中。如果以这种视域来观照长江文化，探讨“一江春水”是如何推动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就能消除“见木不见林”的研究弊端，构筑起更广泛的文化愿景和审美共识。
多注意跨区域、跨体裁的比较研究
谈欣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明清俗曲在其传衍过程中，对我国诸多地域民间音乐样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了我国近现代传统音乐的发展格局。明清俗曲的传衍过程存在“双文化中心”现象，即京津文化中心和苏鲁文化中心，并通过自然传播和人为传播两种扩散方式，形成“两带一圈”的地理分布格局，在空间结构上主要表现为由文化密集地沿运河、长江水路蔓延式扩散的带状结构及人为跳跃式的点面结构。创作群体、历史文化环境、地理交通条件是明清俗曲文化传衍路径和分布格局的主要成因。在具体研究中，应该多注意跨区域、跨体裁的比较研究，关注明清俗曲系统内不同音乐类别间的联系与比较，以此为基点，不但能建构起研究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视角，更对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独特的了解窗口。
可从民歌俗曲的经典化过程中研究长江流域文化发展
陈书录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一般认为，文化文艺有着“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的分际。相较于前者，后者一般被认为是引车卖浆的市井细民创作、传唱的，内容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以经典化。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特别是对“江湖之远”难以经典化的认识更是如此。从“诗三百”、《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直至目前曲艺所涵盖的各个曲种，它们流传至今，本身就是民歌俗曲经典化的有力证据。传播中的经典化、下情上达中的经典化、文人参与中的经典化是它们经典化的三条路径，而价值取向的正确——民间原生态的社会状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价值，浑朴质实、清新自然的美学价值，以民歌补史、存史的历史价值，“齐之以礼”、移风易俗的教化价值，更是其经典化的重要保证。所以，我们研究长江流域文化发展情况，就要对该地域民歌俗曲经典化的过程有更为充分的认识，这不仅能进一步拓展、夯实我们研究曲艺艺术、民俗艺术的根基，更能合理借鉴其经典化中价值取向因素，并应用到当今的创作表演中。
长江流域表演类“非遗”的传承应注重其“自我发展”
陈洁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
从传承体系角度来说，表演者当然是传承主体。但受众及其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同样影响着传承体系和传承效果。过去，我们大都只注意“非遗”的艺人（从业者）对于传承活动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受众和研究者层面与遗产继承和发扬的互动，则没有被纳入整体关注的视野中。究其原因，曲艺、戏曲等表演艺术门类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当作娱乐商品看待，其民族文化遗产的根本属性被忽略了。进入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倡“全民参与”，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要形成一种文化自觉，以进一步构筑起艺人（从业者）、研究者和受众的稳定三角架构，共同支撑起“非遗”的文化大山，并为在受众层面打通长江流域各曲种的交流渠道奠定基础。苏州评弹多元一体的创演能动成功经验说明，对音乐、曲艺、戏曲等表演类“非遗”项目来说，外力支持固然不可或缺，但首要保护的应是该艺术形式的自身内在活力，激发其新陈代谢的自我创造能力，变被动的外在保护为能动的自我发展，聚集外力以推进内功修炼，进而促进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的多样性并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
研究长江流域文化既要重视“纲”，也要聚焦“目”
蒲亨强
（西南大学宗教音乐研究所所长、音乐学院教授）
从艺术发展的整体性来说，将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整体视域，有助于强化顶层设计，从更高的维度把握发展的未来方向。而在重视“纲”的同时，我们也要聚焦“目”，重视文艺、曲艺的相关分蘖，重视分类分层的细化研究。只有在细微方面研究得透彻、扎得坚实，才能为宏观层面提供更多内容，为顶层设计提供更多正向反馈。毫无疑问，曲艺音乐就是宏观研究的分蘖，很值得研究。举例来说，不同地方的曲种，可能都会使用同一支曲牌、同一种唱法，但我们不能就此单纯地说它们一定是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方，它们可以称为“同宗音乐”，音乐主干一致但因为不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面貌。如果能强化对这方面的本体研究，从细微处着手，在精细处下功夫，爬梳出某一曲牌、某一唱法甚至某一种曲艺音乐的整体脉络，寻到“同宗音乐”的根，或许可以为长江流域乃至中国曲艺事业整体发展提供更广的视角。
要破除“雅俗分际” 简单二元论
鲍震培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传统艺术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因为某些较有传唱度作品的作用，受众在对俗曲小调有更直观认知的同时，也对其“雅俗分际”有了更多的争论。某些俗曲小调能够流传至今，客观上确实因其优美婉转的旋律曲调使然，也因为其贴合某一时代历史背景和当时受众的某一种喜好倾向。明清时期，漕运繁盛，各地俗曲小调通过京杭大运河南北交流、传播。而时调出身于明清俗曲，由民歌中小调之属发端。它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歌形式，主要在于当时已经有职业、半职业的艺人倚之为谋生手段。这些艺人为迎合观众的趣味换取钱财，因而一部分时调小曲又带有了商业性，甚至无底线迎合市民趣味的倾向，并进一步流布。而我们在研究这些时，应该系统全面，肯定其优美的旋律，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并梳理其生发脉络，同时有针对性地批判其中的不妥内容，如此才能有的放矢，更全面地了解俗曲小调，并破除“雅俗分际”简单二元论，将之更全面地介绍给受众。
社会各界应对文艺事业有全面理性的考量
板俊荣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学位委员会主任）
明清两代统治集团对待戏曲和民间音乐的文化态度是矛盾且有明显区别的，他们担心普通军民过于迷恋戏曲和民间音乐，影响军心和民心，于是便颁发谕旨和政令禁限部分戏曲和民间音乐的广泛流布，尤其严令禁限那些他们认为会危及其强权统治的作品。与此同时，那些生动且充满活力的戏曲和民间音乐文化也深深地吸引着统治集团自身，他们阅读小说、看戏唱曲、豢养戏班，甚至在他们的子弟教育中也会涉及较多小说、戏曲、民间音乐等内容。这种明显是有偏见的，“对人不对事”的文化态度，并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健康发展。新时代文艺事业要从“高原”走向“高峰”，当然需要从业者、研究者和受众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各级职能部门在全面了解艺术本体的基础上，对文艺事业的未来发展有着不偏不倚、全面理性的考量。
可对金沙江左岸的彝族民歌作针对性研究
赵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其左岸生活的彝族同胞也生发出丰富多彩的民歌文化。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阐发研究，不仅能进一步推动长江文化研究的完整性，也能增进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对增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共融、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意义。金沙江左岸彝族民歌的旋律简单、框架稳定，但拖腔较多，常常带有呼唤性；音乐结构则以具有独立意义、能较完整表达乐意的单句式和单乐段最为常见，是最简单原始的强，每句内容都有变化，与字曲结构不变，曲调也随之重族同胞的民歌原始古朴，具观赏性。音乐形态；歌词即兴性数相对应的节拍不定，词复。总的来说，大凉山彝族同胞有民歌原始古朴，具有质朴的美感和较高的观赏性。
广西文场也是长江流域曲艺艺术的重要一支
申婷
（南宁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广西文场在近2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一大批优秀的唱腔曲牌与曲目唱本，蕴含着丰富的调式旋法、节拍板眼、曲体结构与唱腔语言等，能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享受和情感体验，呈现出重要的艺术价值。更关键的是，文场的前身并非是广西本地艺术，而是起源于明清时调小曲甚至更早的金元散曲，由江浙一带传入之后，在与桂林方言以及当地戏曲、民歌进行融合演变之后，至清末才逐渐形成了以桂林方言演唱的、具有桂北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因此，对广西文场的研究，不仅能完善艺术的“本我”，更能对长江流域其他姊妹艺术的研究提供更多样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