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电影教育家　司徒兆敦（1938-2023）

　　“风，我把哮喘病还给你！”沙漠中，一位银发飘飘的老人迎风仰天长笑，然后起身离开椅子，左手举起的拐杖似乎化作魔杖，他背对着观众挥挥手作别，徐徐而去，沙漠上只留下一把空空的椅子……这是被誉为“纪录电影之父”尤里斯·伊文思人生最后一部作品——诗意纪录电影《风的故事》的最后一个场景。

　　“下课了！”这是年近85岁的司徒兆敦老师离开这个世界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教了几十年书的教书匠，他说下课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说这句一生中说过无数次的话……在这个世界最后的时刻，爸爸卸下了老师的身份，回归童年的那个顽童……他说：下课了。这一天（应该是次日），是九月一号，他逃课了，想来是去了哪个乐园。”读到司徒老师儿子微信朋友圈里的这段话，想到他8月22日的微信说父亲在医院90天，经历了9个以上的手术。《风的故事》中最后伊文思把困扰他大半生的哮喘病留给风，自己则长笑着作别人生和电影的情景瞬间跃入我的脑海。

　　司徒兆敦老师属于中国第一代“电影厂的孩子”，他是新中国电影先驱司徒慧敏的长子，1938年11月9日生于香港，21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于是，看电影、学电影、拍电影、教电影，不仅是他在世85年的一份工作，更是他的人生志业。我与司徒老师结识也是缘于伊文思。2002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伊文思在1973年至1975年在中国拍摄的大型系列纪录电影《愚公移山》。论文中比较研究了同时期、同题材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中国》中咒语式的解说和针灸麻醉剖腹产场景给我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和抗拒，加之与那段中国历史的隔膜，我在论文中对《中国》提出不少批评观点。司徒老师作为我毕业论文的评审专家，他对论文给予肯定之外，建议我过段时间再看《中国》，也许会改变论文中一些观点。我从书里了解到司徒老师的父亲与伊文思有极深的交情，他自己也跟着父亲探望过几次伊文思，他的纪录片观念受伊文思影响至深。这让我对司徒老师给我论文的评审意见困惑不已。随着涉世和电影研究的深入，在很多年后，我才揭开了司徒老师那段话的谜底。那么，当时司徒老师为何不直接纠正我的观点呢？我想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一种态度强加于学生。”回到当时的语境，以我的认知和盲目的专业自信是不可能接受司徒老师的观点的。显然，司徒老师是一位真正的教师，他不以利害关系和个人情感介入学术研究的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的学术界依然是不多见的。

　　2008年11月，是伊文思诞辰100周年。在“尤里斯·伊文思与中国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伊文思一起工作过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以及中国纪录片研究者都认为伊文思一生有着强烈的“中国情结”。但到司徒兆敦老师发言时，他并未因为他的父亲，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是伊文思每次来中国的官方接待负责人的权威性而为“伊文思的中国情结”论提供任何佐证。他说：“现在，2008年11月，在全球金融风暴、经济衰退、各种不同信仰及价值观遭遇冲突和受到质疑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回顾伊文思，重温他的影片，他为中国电影人留下的纪录片精神、纪录片创作方法，也许是另有新意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什么是值得关注的，什么是值得我们去纪录的？这个问题，也是伊文思在上个世纪之初所遇到的问题。”这段话将会场上从对伊文思的感情回顾中一下拉回到伊文思留给世界电影人最核心遗产的讨论上。因为在电影导演思想研究中，当个人情感不受理性学术的引导时，常常变得盲目和无效。接着他换了一个角度追问：“是什么风把伊文思多次吹回中国这块土地？能否就此说伊文思有一种独特的‘中国情结’？”他再次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转向伊文思从对“先锋派”电影形式的探索转向社会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我当时困惑，司徒老师究竟对“中国情结论”持何种态度？肯定还是否定？我又反复研究伊文思数年，并翻译了伊文思传记《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后，才从“复杂的世界，矛盾的伊文思”中懂得了司徒兆敦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智慧和远见。

　　2012年夏天，七旬多的司徒老师拒绝我去看他，而执意来“小西天”找我拷贝2011年在纽约大学访学期间搜集到的大量实验电影的影像资料和书籍。那天，他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还给我带来伊文思《愚公移山》的未删减版本，并邀我去他刚刚创建的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现青岛电影学院）导演系上“实验电影”这门课。我甚感意外，当时国内设有电影专业的大学院校很少有开实验电影这门课的，因为它先锋、晦涩、不讨好学生，而司徒老师却要在新创办的一所民办大学开设实验电影课，我脑海里闪现出《风的故事》中骑马挟着两个小电风扇到沙漠去唤风的镜头。司徒老师应该是看穿了我的疑虑，跟我聊了实验电影在纪录片创作乃至电影创作中是培养电影人创新意识的基础课，教育就是要从根本上着手。他不媚市场、立足电影教育根本的勇气和真诚让我整个夏天都浸淫在西方实验电影的研究中。

　　马克思·韦伯说：“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中国近40多年来，艺术知识和理论的更新迭代疾如旋踵，司徒老师从1964年留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除了那场浩劫中断数年之外，他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还在指导一位本科生的毕业创作。那么，他的电影观念和教育思想是否“过时”和“陈旧”？2012年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的课堂上讲动画纪录片，司徒老师一整个下午都坐在教室里听课，我讲课中偶尔看到司徒老师内心便会忐忑。因为动画纪录片的实践虽逾百年，但动画纪录片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则是在2008年动画纪录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获奥斯卡和金棕榈奖项后才寥然渐起，国内的老派纪录片从业者和学者则鲜明地抵制动画纪录片跻身于纪录片范畴。我想司徒老师是从中国新闻纪录片时期就开始执教，动画纪录片理论对他来说应该是非常离经叛道的。下课后司徒老师看着紧张的我说：“很多人一听形式主义就反感，但是伊文思教育了我——艺术家是不能不考虑形式的，但只搞形式主义是他不成熟的表现。”随后，他问我还有多少部动画纪录片，让我都拷给他，他想看我课上提到的那些片子。我才意识到司徒老师的知识体系为何不过时：他面对新的电影创作现象和理论知识始终保持着童真般的好奇和好学。他从来不以权威老教授自居或掩饰自己的学习过程，他在2022年2月11日发给青岛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们题为“怎样做一个好老师”的一段长微信里说：“我们必须向青年甚至孩子学习，例如绘画中的野兽派。”

　　电影艺术是高度依赖人际关系和人格魅力的，电影教育也同样。从量化标准来考察，司徒老师拍摄的影片和学术著述都在个位数，于现在高校教师的考核体系来看甚至算不上“合格”。但他离世后，正如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在朋友圈里说：“拍纪录片的（其实也包括研究纪录片的），骨子里谁也不服谁，但都对他心悦诚服。”司徒老师对电影人的激励和帮助一视同仁，不分主流还是独立，也不论是著名导演还是初出茅庐，知名学者还是青涩学生。“他相信我、鼓励我，守护着我不敢说出口的电影梦想……”青岛电影学院一毕业女孩在微信中这样说。司徒老师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因材施教，在今年指导一个勤奋、有创作激情但过于注重纪实的学生毕业创作中，他鼓励道：“我衷心希望你能够再开放一些，多一些浪漫主义，多一些纪录片中的童话。伊文思说，‘将不可能的东西拍成电影是世上最美的东西。’你说多好！你一定要记住伊文思的《风》啊！”这个学生我也教过，我曾直率地跟他说“缺乏些想象力”，当看到司徒老师的这段如沐春风又鼓励学生如何往自己不足的方向努力的话语，又一次为司徒兆敦作为老师的人格魅力和育人智慧而折服。

　　近几年，他经常在普普通通的早上，毫无征兆地给我发各种花花草草和大树的照片配上真诚问候或者幽默的一句话，收到这些照片，总觉得司徒老师一直看顾着我。他过世后，我的千余人的微信朋友圈痛失司徒老师的帖子几乎被刷屏，大家纷纷祭出与司徒老师的聊天记录和司徒老师发给他们跟我一样的花花草草和大树的照片。看来司徒老师机智地利用了数字技术图片无限复制和互联网技术的虚拟点对点人际关系的特点，扩大着他的电影教育朋友圈和对后辈的眷顾。那么，他真正的电影创作才华和电影教育的遗产，其实早已内化在他指导、教诲、帮助、鼓励的所有我们这些电影人、电影教育者的作品和学生成长中。因为他的离世，他的热爱者们因他又扩大了一次朋友圈，我想司徒老师在天之灵一定会悄悄地乐：“看来我这老头还行，把你们认识不认识的，合得来合不来的聚一起，汇成中国纪录片的力量。”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