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拱卫京畿，地处河海两用码头要地，1885年开埠后，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不同国籍、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群汇聚于此，天津被冠以“南北交汇的大码头”的名号，曲艺在这五方杂处的大都市被培育兴盛起来。“中国曲艺在北方，北方曲艺在天津”，正体现了天津曲艺的繁荣景象。天津曲艺成熟于清末，其曲艺表演艺术的繁荣，留下了显著的时代印迹，从清王朝的覆灭到民国的建立，从国内革命战争到全民抗日，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些历史事件都成为天津曲艺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的推动力。“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反对三座大山压迫的抗争历程，相当一部分天津艺人受到革命思潮的浸染，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天津近代曲艺发展之路，也是一条经历革命洗礼的发展之路。
国土被践踏的烽火年代，首先觉醒的是思想。河北梆子艺术家梁蕊兰，1910年出生于吉林的戏曲之家，生父郭同路为梆子老生，母亲翠灵芝应工花旦，兼演青衣。梁蕊兰私塾读书三年后，由于戏曲天分突出，停学私塾转而从艺。如果说梁蕊兰在艺术生涯开端只是纯粹的戏曲伶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社会的动荡和抗争，唤醒了她参与革命的意识。同年，她改嫁供职于天津海关公署的张子乔，并结识了数位英勇抗战的中共地下党员，她利用与张子乔的夫妻身份，周旋于治安军第九军军官以及家属之间，在打牌聊话中，悄悄搜集他们无意间泄露出的秘密，然后及时报告给中共地下党员。比如在治安军计划攻打榛子镇八路军的战事中，由于梁蕊兰及时传递情报，八路军转危为安并消灭了17名敌人，缴获了一批武器。梁蕊兰还利用自己的有利身份，帮助地下工作者发抗日传单、传递信件，代购油墨、纸张、药品等，为革命根据地筹集紧缺物资。梁蕊兰身为艺人，被那些爱国志士的奋勇无畏精神所折服，并默默地向他们学习与靠拢，利用自己的艺人身份为国家作奉献。梁蕊兰这一个案，或有一叶知秋的历史意义，让人了解红色基因如何在艺术家心中生根，最后生发为思想与行动自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革命元素在天津曲艺作品中的体现，有一个更长的转化过程。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就运用艺术形式动员民众、整肃军纪、鼓舞士气、宣传政治，辅助“政治建军”工作，这些早期的革命艺术作品，为中国红色曲艺兴起积累了经验，埋下了红色曲艺的种子。天津曲艺《光荣的航行》《飞夺泸定桥》等，都是天津曲艺对革命精神的传颂，红色元素在天津曲艺中的出现，既是红色根基在曲艺中的融合，同时也是曲艺文化对生活的观照、为人民服务艺术观念的体现，同时艺人文艺观的演变，又的确需要社会、环境的触动，引发其改变，与社会、时代达成统一，这是一个从认同到自觉的过程，也是观念自觉到行动自觉的过程。
天津京韵大鼓大师骆玉笙，被称为“金嗓歌王”，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达到上座不衰的成就，早期她擅长演唱的曲目主要是《剑阁闻铃》《红梅阁》《击鼓骂曹》等传统曲艺，她一度坚持唱老段子，认为新段子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和演唱质量，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局领导邀请她去玉壶春演出，她却以因为摔跤把脑子摔坏、记不住新词、不唱新节目推辞了演出邀请。但人总是会受到大环境的浸染甚至震撼，而去明白现实需要什么，艺术家也是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后，天津有不少曲艺人展开行动加入到志愿军的队伍中来，在骆玉笙仍坚持唱自己擅长的老唱段的时候，曲艺弦师程树棠、相声演员常宝堃已经积极投入到朝鲜战争最前线，帮助、安抚与动员战乱中的民众，军民一条心，坚决抗敌；为一线的战士编创、表演曲目，鼓舞士气……但战场是无情的，程树棠、常宝堃在回国的途中，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而牺牲，赵佩茹、郭少泉等艺人负伤，这件事在天津艺术界引起轰动，坚守人生只为艺术、坚持唱自己擅长的传统曲目的骆玉笙的价值观也受到了震动，点燃了她的政治热情，她表示，“要为常、程二位烈士报仇，我也要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接受考验。”自此，骆玉笙的曲艺艺术人生开辟了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篇章，在朝鲜战场上，她看到了战士们浴血奋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她看到了战士们高尚的人格与生命的意义，她努力将战士们的英雄事迹编写成唱词，通过演出振奋军心与士气，她开始去理解“什么是文艺工作者”“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真正含义。回到祖国后，她开始排演战争题材的革命曲艺曲目《飞夺泸定桥》《大战飞虎山》《黄继光》《扔界石》《邱少云》等，同时也开始排演生活主题的曲目《老电工》《罗盛教》《英雄母亲》《妇女水库》等。创作观念的转变，对于骆玉笙来说是不容易的，对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大多数老一辈艺人来说都是极其不易的，但正是新社会影响了他们，他们又积极融入新社会，从观念到行为终究发生了碰撞、内化，最终实现了观念与艺术行动的自觉。
红色曲艺基因的生成，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应时所需；红色曲艺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影响、内化后自觉的过程。百年来，红色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力量和精神动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和凝聚纽带，只有深度挖掘红色文化形成的动因、过程，才能真正理解其形成的路径，也才可能做到科学传承，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信仰力量凝聚起全国人民攻坚克难的思想共识和精神伟力，因此必须要深度挖掘并全面准确地把握、深入细致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重要论述的思想意蕴、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在促进习近平总书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重要论述落地生根的同时，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影视与音乐学院副教授，本论文为天津师范大学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专题项目《基于课程思政的“天津曲艺音乐”数据库建设研究》（52WT220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