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让作品更显珍贵
——评电影《八角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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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近日,王宝强导演的现实题材电影《八角笼中》,自上映以来成为现象级爆款作品。影片以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了主人公向腾辉面对弱小显示大爱、面对困境不屈服不放弃最终成功的故事。和近年来活跃在银幕上的现实主义电影——如《我不是药神》和《穿过寒冬拥抱你》等一样,《八角笼中》直面现实的困顿和不堪,提倡一种趋向和解的、建设性的解决理念和方案,充满了积极向善的人性力量,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影片。</p>
<p><strong> 解构原型事件:融汇与区隔</strong></p>
<p> 商业性是电影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决定了电影一般会遵从商业安全性原则,而“类型电影”是在所处社会主流文化的安全框架内,长期探索、调整和规范标准化、模式化的惯例系统,是片方和观众间的隐形契约,片方靠它来保证资金回笼,观众靠它来保证自己的票价物有所值。国产影片以类型化叙事来观照现实议题成为常见做法,但素材改编强烈依赖创作者对原型事件的处理手法,所改编文本在加载类型化经验时,要避免因简化现实和净化环境而“失真”,所以电影“基于真实”的创作更透出复杂的暧昧性。《八角笼中》对“原型事件”进行了审慎的类型转化。影片杂糅、融汇了许多类型片的特征,有《摔跤吧!爸爸》(2016年)、《我不是药神》(2018年)和《棒!少年》(2020年)等电影的影子,是平民英雄、草根英雄来疗愈现实焦虑的英雄类型片、中国西部片,也是一部间接呈现的体育竞技片。实际上,在将其他电影的精髓无缝融合到自己的故事方面,主创团队也下了很大的功夫。</p>
<p> 在电影创作中,创作团队秉持人民文艺的立场观念,将故事简化为单线叙事,片中采用长镜头、空镜、平行蒙太奇和对比蒙太奇等叙事手法,以四幕结构(或三幕)完成了对故事的讲述;并按照戏剧模式,设置情节发展,将现实世界里复杂的矛盾冲突简化为二元对立格局,树立了俱乐部和不客观的媒体之间的矛盾,将主角陷入情与法的道德困境中,并以静态封闭的结尾,让电影获得了与观众愿望情感相一致的矛盾冲突的解决。 《八角笼中》依据现实主义的经典表述——“对现实的再现”蕴含的认识论诉求和美学诉求,不仅仅表现“人”事,还对环境及背景作了描摹,表现了既诗意又真实的气氛。</p>
<p><strong> “情动”设置下“感觉的流动”</strong></p>
<p> 电影《八角笼中》的单线叙事相对简单。它包括四部分内容:一因被控“诱拐孤儿、打黑拳牟利”,向腾辉被叫到派出所问话;二是将时间线切到过去,从向腾辉的视角向观众介绍了向腾辉格斗俱乐部的来龙去脉;三又回到现实,在作出整改的保证后,向腾辉离开派出所;四延续了第三部分的时间线,向腾辉陷入舆论大网中,难以挣脱,不得不解散了俱乐部,他和搭档王凤也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本以为就这样安静过一生,但偶然间他获悉了马虎、苏木转会后的不幸遭遇,于是作出绝地反击,最终帮助苏木重返格斗舞台夺冠。</p>
<p> 简单的故事和朴素的叙事技巧有机结合,既是这部影片的特征,也是它的魅力和为广大观众青睐的秘诀,创作人民看得懂、愿意看的作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体现。但优秀的文艺作品,却不能止步于此,还要能够有效地制造情感张力、传递直抵人心的力量。向腾辉和王凤作为有前科的人,收留大泷山孤儿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沙场经营困难,为谋出路而选择和王敬福合作、由后者提出而组建的格斗俱乐部,王敬福想借向腾辉曾有的格斗冠军身份来蹭奥运会流量,进而推销自己的产品。王敬福犯案后孩子们无处可去,几经辗转,向腾辉和王凤无奈才收留了他们,组建了新的俱乐部,带他们假打商演来混饭,也为真正的比赛做准备。当俱乐部社会影响逐渐增大时,他们遭受了不明真相的舆论的攻击,直到退无可退时,才被迫作出反击。他们从隐忍到抗争,更能引发观众的同情落泪。</p>
<p> 如果从结构主义出发来理解二元对立,那“二元对立”这一概念是这部电影的显著标签。剧中,王敬福在派出所让前来质询的向腾辉遣散大泷山孩子;后来,王凤也在派出所告诉向腾辉,那些孩子们有光明的未来。如果把这两个对比场景看作能指,那“前者代表了大多数人的选择,后者则代表少数人的良知”则是所指。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成对出现的对照,如群像塑造模式中的双子明星马虎和苏木;前后飞机的对照、片头片尾苏木获胜特写对照、多次出现的探访室内外对照等对比蒙太奇,都是二元对立的概念。在文本内部,二元对立也比比皆是,如从孤儿们一出场到组建格斗俱乐部,有五个人/事推波助澜:王敬福、李三才、苏木姐姐、李总和省城假打出事。每当一个人/事出现,观众就寄托了全部的希望,希望能破局纾困,但结局总是失望,我们姑且把这“希望”和“失望”也看作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p>
<p> 现代情动理论认为,“情动”产生依赖于与另一身体的遭遇,根据遭遇不同,一个身体在欢快——悲伤两极之间流转。如果遭遇使它感觉“更大的完满” ,则情动滑向欢快一极,一旦遭遇使它感觉“更少的完满”,则滑向悲伤一极。以此来理解组建俱乐部前出现的五个人/事,观众是“一个身体”,那“另一个身体”即5个中的任何一个,可以是王敬福,也可以是李三才,当看到他们的第一眼,观众感觉希望来了,但随着事件进展,才发现失望至极,电影造成了一种“感觉的流动”,不断地带领着观众在“希望——失望——希望——更大的失望”之间游移,整个过程充满了“情动”的张力,令观众丝毫不能松懈。</p>
<p><strong> 偏移、留白纳深意</strong></p>
<p> 《八角笼中》的剧作结构构思缜密,第一、三部分起穿针引线的作用,共3分钟的时长让电影叙事更符合逻辑,重头戏是第二、四部分,分别长70分钟、45分钟,构成了一个完整、封闭的故事。可见,剧作结构具有不平衡、不稳定和非规则性特征,前后部分叙事视点有意识地进行了转换,叙事出现了几处断裂,需要观众极具善意地进行拼凑才能完成对剧情的理解。影片有大面积空镜留白的镜头,也有很多隐喻性的画面展示,如多次出现的向腾辉的背影,打水漂的意境,向腾辉和苏木姐姐初次会面的隐晦信息等等。虽然腾辉们将自己的入狱归咎于个人,“我们都是给政府添过麻烦的人,我们还去麻烦他们?”也不停地向观众表白,“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巴适得很!”从片头的英文片名Never Say Never,到结尾的圆满结局都代表一种正向指征,但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冷静客观的批判态度。</p>
<p> 作为一部商业片,《八角笼中》竟然没有主要女角,三位女性角色苏木姐姐、腾辉妈妈和姐姐,不是失语、身体残疾,就是精神失常,她们很少露面,或以隐闪的戏剧化显现。女性是一种象征符号,她们的缺席是传统文明和优良传统的缺失的隐喻。7名大泷山孤儿被父母抛弃或亲人吸毒死亡,家庭都是不完整的。舆论发酵切断了大泷山儿童的出路,但何为舆论?何为真相?美国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曾告诫说,舆论带不来真相,当然也不能总是站在正义一边。电影树立的“反方”,不再是确定的对象,而是虚拟的指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中一员。影片发出了对大泷山人伦失序、人情淡漠和人性幽微的叩问,这也显示了电影直面困境的意愿和对人性复杂的宽容,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深化。</p>
<p> 两处隐喻,其一是片名中的“笼”,除了指代格斗场外,还寓意着人生的牢笼,每人都有一个隐形的“八角笼”。片尾黑白影调的比赛现场,或是因为避免血腥画面,或是因为掩盖演员的力量感欠缺;或是表现这是一个不愿被过多着墨的悲剧;但更可能,这是照应开头之举,影片开头是一段被人凝视的录像,从电视机屏幕切出完成了看与被看的转场;片尾是从摄像机镜头切入,进入又一个被人凝视的空间。如果认为当黑白画面转为彩色画面,是苏木代表队友们完成了灰色人生到绚烂人生的写照、完成了出路的打通,被人凝视何尝不是一种摆不脱的笼中人生呢。其二是“变脸”,“面具”作为纯粹的现代发明,是人成长下对自我的核心的一种保护。人有社会属性,社群内部设定了法律、道德、制度等规则来约束人类行为,有规则就有潜规则,人都要遵守、适应规则,否则寸步难行。</p>
<p> 《八角笼中》脱离了片面炫技而集中精力构思故事,因为表现了“物态”——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让作品更显珍贵。影片致力于探索“出路”,但末尾向腾辉落寞的背影显示了对“格斗”出路的怀疑,“格斗”推动了短期特定社会问题的解决,然而从长计议,彻底解决底层群体生存困境恐怕还是需要个人内心的觉醒,从这个角度来说,片中返乡读书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未免不是一个更好的出路。</p>
<p align="right"> (作者系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