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致冯至的一封信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冯至文库”中珍藏的一封郭沫若书信。在信中，郭沫若将自己朋友李春潮推荐给冯至认识。因李春潮喜欢德国文学，尤其是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希望冯至能给李春潮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并推荐一些资料和这方面的专家给他。（李春潮译著日本版《歌德诗选》，并在1945年创作《怀歌德》）

　　《雪泥鸿爪——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档案研究》是我的又一本文学档案研究著作。这几年，我的业余时间大部分都放在了馆藏档案研究上。有些人总是会问我，你做的这个研究有多大意义？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太“孤独”了，而且也看不到什么物质收益。听到他们这么说，我会笑着回答：我乐在其中。

　　很多时候馆藏研究确实很“孤独”，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浩瀚的“故纸堆中”，一点一滴地寻找着作家们留在发黄纸张上的足迹。有时，当我翻看完厚厚的一堆“故纸”后，一无所获，冷清、寂寞还有失落，便会涌上心头。但这只是我那一刹那的暂时状态，我会告诉自己：不要放弃，继续走下去，一定会有收获。几年前，我的“忘年交”——北大著名学者、教授严家炎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看后触动很大：

　　“治学与人生是有联系的，不但治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有益于人生，而且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两者具有共性。无论为学或做人，都需要有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吃得了苦，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必要时还得勇于承担，甘愿付出更大的代价。太‘聪明’、太势利了，就做不好学问，也做不好人。”

　　馆藏档案研究其实就需要从业者“脚踏实地”，要“吃得了苦”，要“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否则，注定一事无成。

　　这本书稿中的文章，很多都是我在“挫折与寂寞”中写出来的。

　　有一次，在与一位朋友聊天时，我曾告诉他我的“研究快乐”是什么：如果自己能在这些旧纸堆中找到一丝线索，进而有了重大发现，而这个发现恰恰又能填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某个空白，那种内心的激动与精神上的满足就是我的快乐。我曾将这份快乐与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一起分享过。

　　2017年8月，我在上海与钱谷融先生聊起我正在进行的一份研究。我告诉钱先生，前不久，我在文学馆发现4章师陀残稿，根据查阅资料和自己的研究，这4章残稿应是1940年师陀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7章《争斗》和在上海发表的2章《无题》剩余部分，根据内容比对和师陀资料查询，这4章应在当时就已创作完成。不知什么原因，这4章从未出现过。而且，师陀晚年自己也认为这部小说当年没有创作完成，是一部未完稿。师陀研究界也都认为《争斗》是一部残稿。我把自己对这4章残稿的研究情况很详细地跟钱老汇报了一番。钱老很认真地倾听。当我讲完，钱老笑着告诉我：你的分析有理有据，这个史料发现还是很有些价值。钱老讲道：“师陀先生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没有特别重视的一个作家。对于他的作品研究，还是很需要加强的。”钱老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文学史料的研究其实非常重要。

　　钱老的鼓励一直激励着我，我也希望自己能用心做好馆藏研究这份“业余工作”。因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档案资料。自1985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巴金、冰心、叶圣陶等老一辈著名作家倡议下在北京成立后，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馆已成为集文学档案中心、文学展览中心、文学研究中心、文学交流中心于一身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文学馆。这里收藏了90多万件中国现当代作家著作、手稿、书信、日记、字画、照片、期刊等档案资料。其中，手稿三万多部，书信三万多封，很大一部分历经岁月沧桑，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馆藏中的每一件文学档案，其背后都有着精彩的故事。有些可能被历史熟知，有些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慢慢遮蔽、湮没与忽略。正因如此，档案研究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因为它可以使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事业得以发展。研究工作其实就是让这些档案“活化”，从而推进文化交流互鉴，进而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国现当代文学优秀成果。作为这些档案的守护者，文学馆人有责任、有义务去研究好这些资料，为中国的文学史作出属于我们的贡献。

　　我希望自己的这份研究能一直延续下去，不断地让这些珍贵档案“开口说话”，让它们传承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文明，让喜爱文学的人通过它们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流痕，留得住文化根脉。

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手稿

　　该稿共43页，每张手稿右上角均有页码标识，其中包括第1至37页，第39至44页。不知什么原因，该稿并没有第38页。经笔者细读，并与《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对照，发现该稿第37页与第39页的内容前后连贯，很有可能是作者将第38页错标为第39页。对于这部手稿，徐迟进行了较大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