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
  来源:中国艺术报

以轻喜剧手法,为无锡籍作曲家王莘“立传”

于平

  无锡市歌舞剧院又称为“江苏民族舞剧院”。自1998年创排荣获第九届“文华大奖”的舞剧《阿炳》以来,迄今已创排舞剧十九部。该院创排的舞剧《歌唱祖国》,似乎在遥相呼应着二十多年前的《阿炳》——那位因二胡曲《二泉映月》而享有盛名的阿炳是无锡人,而歌曲《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也是无锡人。是的,舞剧《歌唱祖国》叙述的正是王莘的人生故事,是以他创作《歌唱祖国》为内核的人生旅程!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无锡市委、市政府共同打造的这部舞剧入选2020年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投入剧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剧目。

  《歌唱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歌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这首歌曲由王莘创作于1950年9月,鲜明、凝练的歌词和深情、流畅的旋律,竟然是他在北京至天津的旅客列车上一蹴而就的。虽然我们现在唱得较多的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但我常常会从这种类似“华尔兹”的节奏中去追忆《歌唱祖国》那欢快的“进行曲”,去追忆感受到自己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的豪迈步伐与坚强信念!

  以舞剧来塑造作曲家的形象,撇开俄罗斯舞剧编导艾夫曼的《柴可夫斯基》不论,在我国就已有《星海·黄河》和《聂耳》等。表现聂耳的舞剧,由聂耳故乡的云南玉溪花灯剧团来创排,舞剧的高潮当然是聂耳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构思和创生,是这支后来成为“国歌”的歌曲旋律起到警醒和激励中华民族的作用。创排《星海·黄河》的是广州歌舞团,一个重要的缘故也因为冼星海是广州番禺人,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黄河大合唱》讴歌了“中华民族是值得永远称颂的伟大的民族”!写到这里你就能发现,生于1918年的王莘在新中国成立时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对他的形象塑造必然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的青葱岁月——而这可能是物质生活并不富足但精神生活却不匮乏的日子,总编导王舸认为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会有某种认知上的错位并从而产生“喜剧”色彩。

  在这个具有“主旋律”品格的题材中融入轻喜剧因素,是王舸为自己定下的创作基调。之所以如此,除前述时代差异的认知错位外,还在于王舸与其他主创前期探访的感受——王莘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一个幽默的人如何创作出一首气势豪放的歌曲,对于舞剧叙事而言是一个挑战,当然也会是一个创新的机遇。

  王舸曾说:“怎样让观众去接受《歌唱祖国》这样一个弘扬爱国主义、传递正能量的题材?我觉得一定要减少题材表现与观众的疏离感。我们的舞剧非常贴近于真实的生活,并且遵循‘以小见大’的创作理念。王莘所说的‘我用一生歌唱祖国’,表达的不仅是一种爱国的信念,更是一种报效的行动。我将这部舞剧定位于轻喜剧的风格,在轻松、欢快的风格中设定矛盾与冲突;较多地运用插叙、反转、频闪以及‘多重身’的表现手法,似乎也强化了轻喜剧的特色。但是,贯穿在轻喜剧风格之中的,是王莘夫妻及我们的时代中真诚、善良、拼搏、感恩等美好的人性。王莘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在用心灵谱写的《歌唱祖国》。’这段话就是舞剧想要讴歌的主题、想要喻示的境界和想要礼赞的人生!”毫无疑问,舞剧《歌唱祖国》不仅圆满地胜任了这一内涵的表达,更整体创新了舞剧表达的叙事策略和形态建构,成为一部真正讲格调、有品质、畅情怀、开新风的舞剧佳作。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歌唱祖国》的戏舞人生

许锐

  王舸导演为无锡市歌舞剧院(江苏民族舞剧院)创作的舞剧《歌唱祖国》是以无锡籍音乐家王莘为原型人物的新作。作为一部人物类型的现实题材舞剧作品,《歌唱祖国》面对了两个比较大的难题。一是在人物方面,与王莘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同名歌曲相比,作曲家本人其实并不为很多人熟知。缺乏人物本身比较广泛的认知基础,无疑为创作带来挺大的难题——创作者不得不在舞剧中几乎从零开始去建构人物。二是舞剧的现实题材创作本就是一个难点,原型人物的生平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透露了他的心声和不凡。这种平凡的生活在舞台上如何表现,如何出彩无疑同样是个大难题。

  然而在创作中,限制往往会在突破中带来转机,难题的解决就是创作的出路。在这部舞剧中,王舸导演以融合了舞蹈和肢体戏剧的轻喜剧样式,描画了作曲家的一生,可谓另辟蹊径。其实这种创作风格和样式在王舸的早期作品中有过端倪。他创作的在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奖的佳作《父亲》,就表现了一个空巢老人在日常生活中人前的逗乐和人后的淡淡忧愁,打动了很多人。后来与我合作的《骑楼晚风》表现了两位老人在家长里短的风波起伏中的黄昏情感,被定位为都市生活舞剧,并获得了文华大奖特别奖。在这些作品中,王舸已经表现出在舞剧中对都市生活小人物进行细腻刻画的不俗功力。到了《歌唱祖国》,他重新回归了这样一种都市生活类型的舞剧创作方式,可以概括为“入戏入舞,亦庄亦谐”——并且更加圆润纯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戏”和“舞”的关系历来是舞剧创作的矛盾和难关,戏剧表达容易让舞蹈陷入对文学和文字进行“解释”的窘境,而舞蹈表达又容易让人对戏剧内容的理解含混不清。我们会看到很多舞剧以哑剧化的表演和舞段相结合,但实际上“戏”与“舞”是分离的。而《歌唱祖国》对大量的生活戏剧进行了舞蹈化的处理,摒弃了哑剧化和解释性的身体动作,抓住了能够凸显人物性格和情感的肢体细节,使人物在舞动中鲜活起来。既入戏,又入舞,这是不说话的舞剧人物塑造的特有方式。此外,在轻喜剧风格的定位下,对人物身体动作适度的夸张变形,在产生喜感的同时,增强了小人物在舞蹈表达上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是由于原型人物与故事缺少宏大的叙事与强烈的戏剧冲突,那么这种“谐”与“庄”的对比就能很好地产生戏剧张力,凸显出动人之处和动情之时。让观众“会心一笑”和“不由感动”就是这部戏最有效的审美反馈。

  《歌唱祖国》是对都市生活舞剧又一次很好地成功探索,在独特的舞剧样式中,人生不仅“如戏”,还必须“如舞”,才能让我们看到和感受到动人的戏舞人生。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王莘是人人 人人是王莘

张萍

  当代大型舞台艺术作品以音乐家作为创作原型的,例如聂耳、冼星海,既有歌剧、音乐剧等语言性、音乐性的剧种样式,也有舞剧、杂技剧等剧种样式。面对“塑造人民音乐家”的创作命题,不同艺术语言媒介依据自身的审美属性,内容素材的提炼组织原则是不同的,比如截取的历史语境是什么?放大或缩小哪一段人生轨迹?典型经历与关联性人物有哪些?体现艺术风格与造诣的成就或作品怎么选?形象背后的艺术信仰与精神是什么?必须紧扣艺术语言特性扬长避短,从内容、视角入手,于舞台上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例如面对聂耳、冼星海等中国左翼音乐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既有的舞台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种经验或共识:一是将艺术家个体的感性生命置入到恢宏的革命历史语境中,采用宏大与私人、抽象与具象兼续秉承的书写策略;二是代表人物艺术成就的经典旋律成为重要的听觉形象,辅以织就全剧的情感结构。

  舞剧《歌唱祖国》给出了另一个选项,没有从音乐家王莘在延安鲁艺、陕北晋察冀根据地早期的艺术实践道路开始,而是采取了“从中间讲起”的办法,同时在《歌唱祖国》曲词内容的使用上采取了极度克制的处理手法,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背后体现着“以有限表现无限”的“显隐”之美,写王莘但不限于王莘,写歌曲但不限于歌曲,而是希望通过王莘的艺术生命个案,得以洞见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生命情感——对崭新中国,对新生活无尽的“歌唱”。舞剧通过构建不同的审美对照关系,实现从写一个人到书写人人共通的生命情感体验。一是角色设置上的“繁”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简”相对照,出现在人物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色,从母亲、老师、爱人、孩子、同事、朋友到路人,人物性格色彩丰富饱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高度一致地简单干净,营造出仁爱和睦的社会氛围;二是生活细节之“繁”与生活目标之“简”相对照,将恋爱、结婚、生养等普通人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掰开揉碎,让观众细细品味小情趣、小美好、小烦恼、小忧伤,但“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主线不断,心心念念的音乐成为随时切换主客观世界的按键,平滑、自由的虚实空间转换,让观众切实感受着人民艺术家就是身边普通的你我他;三是通过时空的缩与放,不断打造着人生的匆匆与漫漫,剧中既有“一年又一年”式的生活图卷的“快进”,又有人生高光瞬间的“凝固”,现实与记忆光影交错,让所有观众于时光如梭与岁月静好间反复对照,共情人生;四是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状态与深沉绵长的情感精神状态交相辉映,尽显和平年代的诗情与浪漫……舞剧以小见大,以个别见一般的审美定位,离不开主创潜下心来与人物“走进”与“走出”的神交,音乐、舞蹈两位艺术家隔着时空遥望,用同样的生命热忱、心灵感知力、艺术想象力、直觉判断力描摹着当代中国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

  现实题材类型的舞剧创作既是重要的艺术实践课题也是重大理论课题,《歌唱祖国》呈现出的艺术追求,如选材的“当下性、人民性”,立意的“人文性、民族性”,形式的“质朴性、本体性”等特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这一重要论述的一次积极实践。是用舞蹈独有的方式描绘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图景,贴合当代人的表达诉求与心理情感结构方式,引领新时代的观众体味时代的变迁,体验时代的美好,体认时代的伟大。

(作者系《舞蹈》杂志执行副主编)

 

深刻诠释“我用一生歌唱祖国”的赤子之心

张云峰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首由作曲家王莘创作的被老百姓誉为“第二国歌”的作品,萌生于他路经天安门广场因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所感受到的欢欣鼓舞与美丽憧憬,生动映射出其心怀家国,拥抱时代的强烈使命感。歌曲以铿锵的旋律与激昂的文字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在数十载春秋中与祖国共鸣。而舞剧《歌唱祖国》正是以这首经典歌曲为切入点,不仅串联起国家与个人命运相交织的奋斗历程,更深刻诠释着“我用一生歌唱祖国”这一热忱坚定的赤子之心。

  平凡铸就的人民英雄

  舞剧《歌唱祖国》从一个音乐家最朴实的生活样貌出发,于热爱生活的烟火气中折射出热爱祖国的大情怀。这种对家国的朴素情感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和生活中,也最终借由作品传播到更广泛的人民中间,被广为传唱,表达着中华儿女的心声。王莘先生曾说他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用心灵谱写的《歌唱祖国》。这既是该剧的情感内涵,也是该剧情感线索交织呈现的内核所在。内核的情感内涵决定了作品立意的高度,也奠定了作品的结构样式。剧中对于人物生活线索的推进与歌曲的诞生互为表里,并通过对艺术家生活面貌的展现而塑造出其在平凡中铸就伟大的作品内涵。该剧不仅大量从生活中看似琐碎的细节中树立起了性格特质,更跳脱出宏大叙事而使伟大作品的诞生回溯至平凡之中。他为人民代言,同时他也是人民的一员。正因这样的双重身份,舞台上出现了绿皮车厢、结婚、产房门口、家庭琐事等不同的场景转换,这些场景就是音乐家王莘和妻子最为平实朴素的生活过往,使得他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紧紧相拥。因此,该剧通过多处生活场景的介入来增加情节性和人物经历的戏剧性,而对于生活场景处理尺度的不慎极易使舞剧陷入哑剧表现的泥沼,该创作在使主人公形象立体的同时也增加了舞蹈编排的难度。其中结婚场景的呈现可谓别具一格,一改惯有的婚礼场景式表演,令人耳目一新。该场景从主人公的内心情态入手,将欣喜、激动、憧憬等复杂幸福但又难于言表的情感变化通过顿点式与放射性的动作相结合,鲜活生动、妙趣横生。而产房门口的动作语言同样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塑造了一群着急、兴奋又担忧的老爷们儿在产房门口的众生相。这种对于艺术家生活点滴的关注不仅代表着戏剧切入角度的出新,更彰显着编导力图表达艺术家人民属性的创作态度。

  诙谐风趣的别样舞风

  近年来,中国舞剧创作在作品数量实现井喷的同时,在舞剧观念、舞剧结构方式等舞剧本体性问题的艺术探索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传统叙事性舞剧样式不断被革新,产生出新的样态,《歌唱祖国》也呈现出上述特点。该剧在整体舞剧美学风格上呈现出少见的轻喜剧色彩,在对历史生活的趣味式重构中与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和人生态度相呼应。整部作品运用诙谐幽默的笔调来塑造人物,加之直接的、重力感十足的动作质感处理,既表现出主人公乐痴一般的创作状态,也突出表现了那个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节奏和时代气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且该剧编导运用生活语态造型夸张、生活动作律动重复、生活动作抽象凝练、生活动作与舞蹈韵律身法衔接转换等不同手段,让生活动作有机地转化为舞蹈动作语言,并且在节奏、动力形态等方面与该剧诙谐幽默的色彩相统一。中国舞剧舞台上不乏壮美、悲情、唯美等舞剧美学风格,唯独这样轻松幽默诙谐的作品寥寥无几,这也使得该剧在对于现实题材内涵及人物塑造上构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品相。正如舞蹈评论家张萍所言: “恰恰是《歌唱祖国》这种富有喜剧感的手法,成就了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说这种轻喜剧的编排方式在对动作特性进行捕捉的基础之上,更多的是寻找到了一种对于“英雄人物”塑造的新样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之中,人物的伟大与高尚意义并未因此而消解,反而因对艺术家幽默的表达而使得艺术与人民更为亲近,缩短了艺术作品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感,这在实质体现出创作者对于崇高品格诠释时的人民意识,以及对于生活意趣的艺术敏锐度。

  扣人心弦的时代强音

  该剧在勾勒出音乐家王莘艺术人生的同时,也展现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时代洪流中,一个音乐家的艺术价值选择和追求。他用音乐描绘了时代风貌,奏响了时代最强音,他用音乐表达着那个时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因此创作者打破舞剧线性叙事结构,从人物创作心理和状态入手,将“小人物”放置在大时代背景中,实现了结构层面的复调交织。在这样的结构方式下,大时代背景的演进线索、小家庭的变迁线索、音乐家创作的心理线索交织在一起,在时空上呈现出较大的自由度和延展度。故事情节产生的戏剧性弱化了,但人物情感世界起承转合的戏剧性反而加强了,这也直接影响了舞段场景体现出来的舞台呈现之戏剧性。编导更是多次运用时空闪回的方式,增加了歌曲写作过程呈现的厚度和宽度,增强了戏剧性,也是在这样的复调交织结构中,使得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获得了更大的开掘。基于《歌唱祖国》这首歌曲创作时的艰辛历程也与其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紧密交织,既体现出一个人民音乐家的形象,从中也映射出无数人民大众的时代缩影,而这些显著的时代印记中无一不渗透着王莘在进行音乐创作时的个人烙印。剧中火车车厢的场景设计就是一个烙印,这些场景既是特定时代背景的集中写照,也是音乐创作灵感的源泉,王莘身处群情激昂的大众之中,那种激动之情伴着火车的轰鸣声,已然成为美妙的旋律,这旋律也从王莘的心中酝酿而出。为了一个乐句夜不能寐、茶饭不思,灵感来时哪里都是创作现场。故而他徜徉在音乐的想象中,他将所见所闻所想所感都化为跳动的音符,唱出中华儿女心底最真挚的声音。王莘在钢琴旁全神贯注的创作之时,那既是音乐家的灵光闪现,也是音乐家的真情流露,他对于国家、时代与生活的热爱逐渐凝结为动人的旋律,思绪驰骋在自由想象的自我世界。这样的一首歌所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意志,这样一个人物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集体群像,编导也正是基于这种奋进的民族精神完成了当下对于历史的回响。

  《歌唱祖国》这一旋律至今已走过700余载春秋。它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已深深地融入新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中,具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召唤力、民族精神凝聚力。而作为一部立足小人物、折射新时代、讴歌新中国的现实题材舞剧,其对于这种艺术感染力的塑造成功落实于平凡生活与风趣幽默之中,用音乐家的心声来体现老百姓的心声,表达出了中华儿女内心最深沉、最质朴的情感。这不仅是中国舞剧立足题材开拓,在舞剧表现层面进行新探索的一次尝试,也是当代中国舞剧创作追寻中国叙事和表现样式诸多探索的一次集中呈现。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院党总支书记)

 

平凡孕育伟大,伟大出自平凡

王伟

  《歌唱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歌曲,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信念。作为舞剧创作的素材,以一首歌曲和作者个体为主线,去承载具有宏大、豪迈的叙事情怀,在观看作品之前,我认为是有难度的。但是观后令我感动不已,作品不仅传达出爱国的崇高情怀与境界,更彰显出艺术创作的新意与品质。总编导王舸展现了自己独特的“诙谐”“幽默”创作风格,在具有主旋律的题材中,注入喜剧的表现手法,把生活化动作和场景转化为“艺术性”“舞蹈性”的语言,获得了生动、真实、鲜活的观感效果。我们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舞台艺术又不是单纯模仿生活,而是对生活原型进行选择、提炼、夸张和艺术化。生活是自然而真实的,舞台艺术创作是有程式和规律的。

  舞台上的“生活琐事”,要么不搬上舞台,要搬上舞台就要和戏剧冲突发生关系,贯穿着情节的主题思想,要有独到的想法又要有合理的表现,要从生活出发又要讲究程式的运用。艺术创作“不受程式的强制压迫,要冲破程式的樊笼,又要受它的规范”,所以,自然的生活和艺术的程式永远是矛盾的统一体,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对待生活和程式的关系,探索生活与艺术的合理化,才能使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统一起来。生活动作的艺术化也是中国戏曲表演最独到的审美特征,我想舞剧《歌唱祖国》的创作手法对传统艺术的承继也凸显了舞蹈艺术创作的推陈出新。

  舞剧《歌唱祖国》的剧情是以作曲家王莘用一生谱写爱国之歌的过程为主线,而这首歌曲竟然是他在北京至天津的列车上一蹴而就的。王舸说他选择以作曲家的生命历程来展开宏大的爱国情怀,用舞蹈的手法表现是有难处的。但是,他选择了很好的视角,就是平凡孕育伟大,伟大出自平凡。舞剧的情节多是把触角关注于相恋、成婚、生育、携手同行的日常生活细节中,让观众感受到的是贴近于生活的真情实感,只有小爱的行为才能孕育出大爱的精神。王莘曾说他一生只谱写了两首歌,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则是用心灵谱写的《歌唱祖国》。朴素中的热爱更会触动人内心深处的柔软,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才会创造出永恒的经典。“歌唱祖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是拥有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的生命精神,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有了它的滋养,必能激励更多人描绘和成就不凡的人生。

  感谢无锡市歌舞剧院(江苏民族舞剧院)呈现这样一部具有时代意义,具有艺术品质、人文情怀和高尚境界的佳作。在祖国温暖怀抱中,我们用一生的歌唱。祝福祖国永远昌盛富强,人民永远幸福。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原副院长)

 

用真心、真情、真意舞出爱国情怀

孙晓娟

  对于无锡市歌舞剧院(江苏民族舞剧院),我并不陌生。2004年本人有幸参与了该院团创排的民族舞剧《红河谷》,并在剧中担任主演——山妹。时隔近20年,在舞剧事业的道路上,剧院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与追求着,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创排的大型歌舞《江南好》到前不久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民族舞剧《歌唱祖国》,一代一代无锡市歌舞剧院的舞剧人正在用慷慨激昂的生命力谱写着新时代的壮美华章。

  舞剧《歌唱祖国》正是紧跟时代议题,以现实主义的轻喜剧方式描述了《歌唱祖国》创作者王莘的心路历程,既传颂了时代经典,又弘扬了爱国精神。面对观众,编创者以舞蹈本体的语言表现视角,引发观众内心情感与审美体验的双重共鸣,并在高度凝练情节焦点的同时达到舞剧叙事的言说效应。总导演善于从生活的细节中寻找形式发展的合理基点,进而形成舞蹈动机语言视效。尤其是王莘的妻子拿着墩布在家中打扫卫生的舞剧片段,处处彰显出舞蹈的戏剧性。该舞段从“听”“看”“拖”“扫”“打”“扛”等动作中强调其舞蹈的情节。作品运用舞蹈肢体动作把生活的惯常行为,在改变“时间、空间、力度”之后形成舞蹈语言的叙事目标,同时在完成舞段后,巧妙地把握好戏剧中“度”的表现分量,通过演员的肢体语言,最终表达出故事所蕴含的表意内旨。

  舞剧《歌唱祖国》是课程思政之舞,王莘的独舞是秉持立德树人核心理念的使命之舞,王莘与妻子的双人舞是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双向交融之舞,天安门前的群舞是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联动之舞。该舞剧每一个片段都完美继承了传统与现代文舞交融的时代互译性,是红色与经典的传承之本。该剧同时还是课程思政的典范之作,用真心、真情、真意舞出爱国情怀,真正实现了作品的专业性与思政性的完美融合。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党总支书记、一级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