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有相通，美在自由”，既是我父亲张世英的一种哲学思考和理论主张，也是其对自己百年人生的概括和总结。尤其是我父亲的最后十年，更是这八个字的生动体现。

　　回想我父亲的最后十年，看得明白，活得通透，美得自由，心怀光明。王阳明晚年所说的“吾心光明”，黑格尔所说的“心怀日出”，司徒雷登所说的“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陶渊明所说的“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我父亲都真切体会到了。可以说，最后的十年，是其百年人生作品画龙点睛的十年，也是其百岁哲人历程中最美的十年。正因为他终于把人生看明白了，所以最后十年，他更有一种使命感，一种欲罢不能、笔耕不辍的激情。

　　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类的方向何在？面对一个物质虽极大丰富，信仰却日益贫乏，神圣性更被消解破灭的时代，我父亲却始终坚持在人类的困惑中求索，在精神的家园中寻找。他将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他在晚年终于真正参透了，审美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审美自由应该成为人生的归宿和人类的方向；并且相信，在审美自由中，人们会重构一种更加真实的美的神圣性。这种参悟，使他有一种如同发现人生新大陆般的喜悦，使他对哲学的热爱有了一种更加坚定的使命感。

　　父亲为什么要强调万有相通，而不说万无相通？因为万有是千差万别的，只有“有”才存在差异、不同；有了差异、不同，是否可以相通，才能成为一个问题，相通也才有了意义。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日益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世界上的万有，正在变得越来越相通。因为世界有了万有之间的相通，人生的审美自由才有了更加充分实现的可能。如果各不相同的万有，彼此之间又都是各不相通的，审美自由就会处处受限，处处碰壁，审美也就没有了自由可言。

　　几乎所有伟大思想家都把自由视为人类的终极本性、终极目标、终极理想，无论是马克思、洛克，还是康德、黑格尔。所以才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但自由的实现却何其艰难！在欲求的境界中，自由不可能真正实现；在求是的境界中，自由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在伦理的境界中，自由更不可能充分实现。一个被“他人自我”包围着的自我，怎么可能实现真正彻底的自由呢？因此，我父亲认为，在伦理境界中，每个人对自由和自我的追求是有条件和边界的，只能是彼此的尊重、妥协和宽容，取其中道，必须“尊重他人的自我才有和谐”。

　　那么，自由在何种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呢？我父亲认为，只有在审美境界中才可以实现。审美境界是人生四个境界中唯一可以真正实现自由的境界。所以，审美自由被我父亲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但其又必须以前三种境界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境界，而且每个人的审美境界都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各异其趣的。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自己的“哈姆雷特”。有了审美自由，一个人就可以进入他人的“自我”并与之“相通”；一个人在有限、唯一的人生中，就有可能在审美自由中“活出”无限的、千种的人生。

　　在我父亲看来，万有因为有了差异，才有了“美”，或曰才有了审美对象。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千差万别的物质世界，都不过是为了人生审美自由而准备的创作素材和原始材料。我们走过的世界越多，经历的事情越多，看过的故事越多，学到的知识越多，审美自由的范围和空间就越大，审美自由的内容也就越丰富。

　　每个人的审美境界都是最个性、最自我、最差异、最不同的；但又是最自由的，最不会被他人自我侵扰的；同时，又是彼此可以相通的。什么人都可以阅读小说《红楼梦》，都可以欣赏希腊雕塑《维纳斯》，都可以观看电影《卡萨布兰卡》，这种审美相通是可以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时代、超越宗教、超越意识形态的。应该说，审美自由本身就是万有相通的意象显现。

　　实际上，人和动物的真正区别就在于审美。我们不能说，动物没有欲求的“境界”，动物没有求是的“境界”，动物没有伦理的“境界”，但我们可以说，动物没有审美自由的境界。

　　据动物学家研究，动物是不喜欢照镜子的，只有人才喜欢照镜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照镜子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的开端。镜子中的镜像，其实就是一种审美形象，就是审美意识的开端。所以，我想说，一方面是劳动实践创造了人，另一方面也是“照镜子”这种审美行为创造了人。

　　我们会发现，人类在心底，其实并不都是按照实用原则来构建自己生活的世界，而是更喜欢按照审美自由的原则来构建自己生活的世界。欧洲的教堂，中国的庙宇，都是最美的建筑，也是人类最用心去建造的建筑。现在的汽车、手机，不断迭代翻新，都在越来越时尚化、审美化。时尚化也是审美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则。

　　人生的终极意义究竟何在？按我父亲的理解，人生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审美自由，就在于对自己人生的审美，或者说对自己的人生能够完成审美。人类起源于被迫的劳动，即身体上的奴役；回归于自觉的劳动，即审美上的自由创造。人应该把自己的整个人生当作自己的一个最大作品和最大创作。所以，我父亲最后一次参加大会演讲的主题就是，“做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

　　我父亲认为，在与西方文明、世界文明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将来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这种对审美自由和诗意人生的崇尚。在我父亲的诸多著作中，有一本书名为《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论述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自我之独立人格、自由之求索精神的卓越人物，对审美自由和诗意人生的追求与实践。我认为这是一本尚未被人们真正重视、价值被低估的学术著作。在这本书中，我父亲对上述观点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

　　在写完并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学术著作《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之后，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2020年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他更有一种使命完成，花已绽放，花该谢了的感觉。有一次他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不想再活着了。”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哲学家，已经没有什么非说不可，不吐不快的东西了，也没有什么遗憾未做的事情了。我劝他，大家都希望你活到明年“5·20”，过一百周岁的生日。他问我，还有多长时间？我说还有八个多月。他默默微笑地点了点头。

　　此刻，死亡对我父亲来说，已是一种轻松的意识和话题。有时候，人想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求生欲望会很强；但有时候，人想死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死亡被赋予了某种审美意义的时候。死了才能如释重负，回归自然，死了才能不“以心为形役”，死了才能写上句号，完成自己的人生作品。

　　父亲的弟子和朋友们都说：张先生不仅是一个思想深邃的哲人，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有趣”两个字非常形象，尤其是最后十年，在我父亲身上体现得更加充分。正所谓，一个相通万有，懂得审美自由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不畏生死，快乐有趣的人。我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百岁人生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