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收到马识途先生出版的著作《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这本书基本上是马老在电脑上写出的。但因用电脑写作，马老本就不好的眼睛出现问题。为了继续创作，他专门到华西医院打针治疗，但医生给出的建议是要尽量少用电脑。所以后来一部分书稿，马老是用笔写完的。2017年初春，马老在成都完成初稿，当时书名暂定为《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2018年10月，马老到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个人第三次书法展时，曾与我谈起此书，说他写了一本追忆故友的书，大概有30多万字，还在出版社编辑。我当时便很期待这本书，跟马老说等书出版了，一定要把手稿捐给我们文学馆。马老笑着答应了。
翻开这本书，我首先很认真地阅读了该书后记。在后记中，马老诚挚地写道：
“这本书呈献在读者面前，已经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不想再啰嗦了，只是有几点说明：一，列入这本书的人物，全是去世了的；二，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曾经和我有点关系，至少是我认识的；三，我写的都是我回忆得起来的事实，或者偶有错误，我无法去查对了；四，最后还想说一句，又一度想学巴金，我说的是真话。 ”
看来这又是一本马老说真话的著作。说真话，不易，但却非常重要。因为讲述者的“真话” ，将会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留下极为珍贵的史料。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共分五卷：文人、友人、亲人、凡人、洋人。
在第一卷“文人”篇中，马老深情回忆了自己曾经见过的鲁迅先生，与自己有过交往的郭沫若、周扬、巴金、冰心、阳翰笙、张光年、韦君宜、闻一多、吴宓、汪曾祺、夏衍、曹禺、刘绍棠、黄宗江、曾彦修、周有光、李劼人、李亚群、何其芳、沙汀、艾芜、周克芹、车辐，还有自己一直想见却未曾谋面的杨绛先生，共20余位文坛名家。这些名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是赫赫有名。
开篇马老便出手不凡，他讲述了自己两次见到鲁迅先生的情景。当今中国文坛能见过鲁迅先生的，应该已是屈指可数；还能亲耳聆听鲁迅先生的演讲，更可以说是荣幸之至！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民主战士，他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旗手，毛泽东主席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两次与鲁迅相见对年轻的马识途影响至深，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虽然只看见过两次，却一直是在我的人生途程上立着的一块丰碑， ……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 ”
在其后讲述巴金先生时，马老高度评价了巴老的人格魅力和文学品格：
“巴金一生别无所有，只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支犀利的笔。他用这颗心和这支笔，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苦难而痛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为中国人民的心声而欢呼。当中国人民遭受挫折的时候，他负罪式地进行深沉思索和灵魂的拷问，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教训。 ”
他还深情回忆了巴老1987年回家乡成都的往事，尤其提到当巴老在参观老友李劼人故居时，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让人“涕泪欲出”的话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看望仁兄，我来迟了！
在该文最后，马老写下了一句极为中肯的话：“而今而后，我仍然要努力说真话，不说假话，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
在第一卷，马老还提到了著名女作家杨绛和“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我因征集工作与两位老人结识，并成为他们的忘年小友。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都曾向他们提起过马老，因为他们都是我认识的高寿名家。杨绛先生说她知道马老，但没见过。看了马老《走在我前头的老作家》一文，我才知马老很想结识杨绛先生，“一代才女、散文家杨绛，是我久所仰慕的，却无缘一睹风采” 。如果当年马老数次来京时，我多问一句，也许我还可以促成两位百岁老人的相见，这可能又是一段文坛佳话。周有光先生则是马老敬重的老友，马老对周老印象极为深刻。他评价周老“语多幽默机智，言人之未能言，言人之未敢言，使我大开脑筋” 。看到此文，让我想起两位老人2011年见面的场景。那次见面，我曾居中联系。两位老人所谈话题，让我感受极深，受教良多，直到现在那时的场景我依旧没有忘记。
在第二卷“友人”篇中，马老写了31位自己印象深刻的朋友，他们有马老当年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战友袁永熙、罗广斌、黎强、何功伟、陈俊卿等人，有自己钦佩的女性朋友舒赛、王德伟、凌起凤，还有自己至今印象深刻的启蒙老师陈孟仁、卢诗于等。
在第三卷“亲人”篇中，马老追忆了三个他的亲人。第一个是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好战友、亲妹夫齐亮，第二个是自己第一任革命伴侣刘惠馨，第三个则是自己第二任妻子王放。在《舍身救地下党员》一文中，马老讲述了齐亮与自己一起在西南联大从事地下革命的往事，回忆了齐亮在重庆、成都和监狱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故事，以及他与自己妹妹马秀英的爱情。文中最后，讲到齐亮在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时依然冒死去通知同志转移。有人问：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使烈士们视死如归？文中的答复是：信仰，就是坚定的革命信仰。马老的总结则是“人无信仰，生不如死” 。在《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母亲》和《刻骨铭心的往事》中，马老先后深情记述了自己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位革命伴侣，他们都是因共同的信仰而走到一起，在革命斗争中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正因为有了她们的爱与支持，马老对于革命信仰更加坚定，对于革命事业更是充满希望。在追忆刘惠馨烈士牺牲时，马老这样写道：“她毅然转过头去，按照一个共产党人那样，高昂着头，走向刑场去了。 ”几十年后，当追念妻子刘惠馨时，马老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能够告慰于惠馨的是：我并没有背弃我们的共同理想，我和其他同志一起继续举起她留下的红旗前进，终于胜利了，‘那个日子’真的到来了。 ”读到这段话，让我想起2021年7月1日，当马老在成都家中收看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时，他亲笔写下的一句话：“我是马识途，我今年已经进入107岁，我是1938年入的党，我在入党誓词所许诺的义务和责任已经实现了，我无愧亦无悔。 ”
在追忆妻子王放时，马老不仅写了王放在成都与自己一起从事革命工作时的忘我精神，“王放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去捕捉延安新华电台的女高音，不断地在纸上写出让人振奋的字眼，然后编、撰，刻蜡板，搞油印，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弄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 ，而且还讲述了自己在傍晚创作《清江壮歌》时，妻子王放对自己无微不至地关心与照顾。即使在她身患重病时，她依旧对身处漩涡的丈夫给予极大的安慰，“我们的历史是我们自己写的，谁也没有办法篡改的” 。
在第四卷“凡人”篇中，马老写了《郭德贤和邱嫂》 《王叔豪和姚三妹、郭嫂》《高奇才》 《大老陈》四篇文章。在文中，马老讲述了自己身处险恶环境时，七个普通人曾对自己的重要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可能马老早已被捕入狱，其人生路便不是后来这般。由此，马老也深深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善良的人们，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与困难，也都会顺利地进行下去。
在第五卷“洋人”篇中，马老写了自己在成都从事革命时，遇到的曾给过自己巨大帮助的加拿大籍教师云从龙。还有一位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在成都结识的日本“杜甫迷”松村谦三，以及上世纪40年代自己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结交的几个飞虎队队员。
我用了三天时间把这本书从头至尾全部读完。全书共24万多字，近300页。在字里行间中，马老用自己的笔深情讲述了他在百年岁月中所认识的、所结交的、所遇到的那些让他钦佩与感动的朋友、亲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已进入历史的大家、名家、英雄、烈士，而有的则只是籍籍无名的平民百姓，但他们都一直鲜活地存在马老的记忆中。虽已百岁，但马老的记忆还是那样的清晰，他笔下的人物还是那样的鲜活，他笔端流露出的情感还是那样的真挚与热烈。书中所写有大事、也有小事，但居多都是些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朋友的可贵，也正是这些小事让马老的人生是那样的精彩与传奇，让历史变得更加完整与真实。
这本书，是一位百岁老人对自己往事的追述，但更是一部对中国这百年历史的一个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