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美术在新时期的弄潮
尚辉（中国评协理事、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在新时期中国美术变革的版图中，湖北美术不仅提供了变革的思想理论支撑，而且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戳记了探寻变革的路标。
在长江下游的南京，不乏传统的积淀，包袱越重则变革往往形成反叛力量。李小山“中国画穷途末路论”着眼于对传统中国画的全盘否定。作为长江出海口，上海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混杂之地，这里有自发组成的现代艺术群体，却难以形成影响全国的艺术狂澜。处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显现出长江文化的深厚滋养。由周韶华《大河寻源》画展开启新时期中国画向大文化、大美术发掘的新变革道路，提倡中国画不再局限于文人画传统，而是溯源两河文化，在中国画变革中展现出长江中流文化的深厚底蕴。周韶华提出的“横向移植”“全方面观照”中国画变革方案，在理论上勾画了变革路径与方法。
由湖北省美协编辑、1985年创刊的《美术思潮》杂志，在新时期文艺思想解放上起到了理论先行、破除艺术思想桎梏的作用。作为新潮美术的理论阵地，《美术思潮》积极译介了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并刊发了中国批评家对中国现实艺术的思考，其理论成果体现了那个思想解放时代对新的艺术的构想。正是这本刊物引领了中国艺术家走向思考并进行包含理论探讨的艺术实验，刊物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如彭德、皮道坚、鲁虹等都成为新时期非常有影响的艺术批评家。
尚扬、冷军、石冲等开始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崭露头角，和当代完全模仿西方现当代艺术的作品的艺术家不同，他们力求从长江文化中获得全球观照的独特性。从尚扬的《黄河船夫》《爷爷的河》到《大风景》《董其昌计划》系列；从冷军的《世纪风景》到《五角星》，从石冲的《被晒干的鱼》到《行走的人》《综合景观》等，形成了湖北油画方阵。尤其是冷军、石冲在极度写实中形成一种艺术观念，使架上绘画率先形成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样式。这种极度写实所具有的观念性又辐射了湖北工笔画，李乃蔚、李传真、陈孟昕等突破了传统工笔画的写实限度，形成了湖北美术的另一工笔画方阵。
湖北美术在新时期的爆发也显现了美术教育在长江中游形成的“蓄水容量”。这里不仅有中国最早的三大艺术专科学校之一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而且在新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美术教育集群，正是学院化的艺术教育优势滋养与哺育了新时期的湖北美术人才，从而为新时期中国艺术变革提供了新思考、新资源、新示范。
重庆诗词的长江想象及其美学特征
王本朝（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拥有诗源流长的诗词文脉。独特的地理风貌成就了重庆诗词独特的江水意象和雄浑风格。李白的“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陈子昂的“奔涛上漫漫，积水下沄沄”，王士祯的“云开见江树，峡断望人烟” ……所写皆为嘉陵江上的风光美景。最被诗人反复吟咏的是长江三峡，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化走廊和诗歌圣地。三峡的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寒猿暗鸟、巫山彩云、萧萧落木、滚滚江涛，这些都被诗人定格成风景画，演绎为情感流，成为无数诗人与读者萦绕心中的三峡梦。
三峡诗歌，从宋玉的《高唐赋》中走出，在郦道元的“三峡”歌谣中唱响，经由李杜诗篇的洗礼，白居易、刘禹锡竹枝的咏叹，再加上苏轼、苏辙辞赋中的铺排，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融入近代诗人的热血，汇流而成刘伯承、陈毅等革命家身上那种负载民族使命的豪迈远行，演绎成吴玉章“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的艰卓砥砺。
历史终于迎来千年巨变，“江流石不转”的风景依然，诗人之笔赋予的则是三峡更美好的意境，毛泽东的“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更是给世界的诗情承诺，显示出中华民族崛起的豪迈与自信。
古有诗言志，文以载道之说。历代诗人描写重庆山水之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山水诗，而有另一番景象和别样的心性。要么是宋玉式的上天入地的诡谲想象，要么是李白般的豪放洒脱，或是陈恭尹“通牛峡路连云栈，如马瞿塘走浪花”的激流勇进。照面万山峰丛，扁舟穿行于激荡的礁石缝隙之间，自然虽是可怕的，但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诗人却另生一番心境。他们不是畏葸停步，而是探索前行，在困境超越中获得精神的快慰和力量，在自然伟力面前，诗人也有了阔大而恢弘的人生境界。李白东行三峡、杜甫寄寓夔州、苏轼咏叹扁舟，无一不是指向一个精神意象，即人生有如江流曲折，难免不会遇到激流和险滩，不会经受峡谷的重重阻遏，只有克服阻遏奋力而为才能冲出峡谷，才可迎来寥廓江天。这是一种何等豪迈的人生情怀！
南京：南北交汇与文学之都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定位处于长江下游矗立江边的南京及南京文化？以前有几种流行的和常见的角度与定位，我既要对这些定位的准确性加以商榷，同时寻求对其定位更合理的探讨思路。这几种角度分别是强调古都之“古”、京城之“京”、江南之“南”。
在中国，以“京”命名的城市只有两座，即北京和南京。从古都与今都的区别上来定位南京的特点似乎不无道理，而且这也很自然地会突出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力。然而，古都之说尚未抵达这座城市的灵魂精髓，况且著名古都尚有好几家，南京的建都史在长度上亦非为最。
由此，人们认识南京的另一个角度更为常见，这便是从南与北中突出其“南”之内涵，即，同为“京”城，北京是北方文化与北方城市文明的代表，而南京是南方文化与南方城市文明的典型。这也是人们最乐意突出的特点。
然而，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之后，今天的南京城更为本质的特色并不在于“南”，而在于它的“南北交汇”。南京素有“钟阜龙盘，石城虎踞”之说，但是，这种充满“龙盘虎踞”的帝王之气，与莫愁湖的玲珑剔透、玄武湖的樱洲花海、幽静迷人都是互补共生、相得益彰的。与此同时，南京的民风民俗、方言俚语、生活习惯、衣着饮食等等，亦是南北交汇，这与从南京往东南方向继续延伸之后的苏锡常、上海以及浙东北形成了较鲜明的差异。
南京城的南北交汇却是南中有北、北中有南的有机体，是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存在。可以说，南京的存在证实了一种南与北之外的第三种特色。这构成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基本底色，也是这座城市生态演化与生命运行的逻辑核心，其核心在于不走极端，也不在两端之间游移不定，而是能够在两极之间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交汇方式去安身立命。南京的一系列城市特色，包括文学之都的气质、天下文枢的流脉，都可由此逻辑地延伸拓展和演绎——雅俗共赏，中西合璧，新旧碰撞，兼收并蓄。这也与地理诗学的基本规律相吻合。
楚文化与鄂籍现代作家
胡德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世界华文文学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楚人历经万千磨难，形成了忍辱负重、桀骜不驯、坚毅顽强、狂放不羁、思维奇诡、勇于创新的性格基调，楚人发愤图强，审时度势，敢为人先，飞则冲天、鸣则惊人的首创精神、生存智慧和发展谋略成为了楚文化的精髓。
楚文化的精神风貌在楚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老子》义理精深、想象丰富；《庄子》恢诡谲怪、“汪洋辟阖”；屈原楚辞“奇文郁起”、惊采绝艳；宋玉辞赋文采艳发、光耀千古。楚文化的特质与精髓已融入华夏文明之中，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珍贵的精神遗产。
文学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楚人性格之好强、坚韧、倔强、叛逆历两千余年至今不改。我们从现代湖北籍作家闻一多、曹禺、胡风、胡秋原、聂绀弩、聂华苓等人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大致可以领略到典型楚人后裔的风骨和楚文化的精神。同为楚人后裔、深受楚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闻一多、曹禺、胡风、聂华苓等，个个感情浓烈、个性卓尔不群。在闻一多身上，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挚爱与自信、绚丽浪漫的诗风、热烈愤激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决绝的战斗姿态。在曹禺早期戏剧创作中所呈现的浓烈的悲剧色彩、灼热的情绪、爱恨极端的人物，彰显出楚人的生命热情、狂放风骨与楚文化的诡怪奇绝与浪漫精魂。在诗人兼文艺理论家胡风身上，楚文化的基因加上鲁迅的影响，则铸就了他磊落高洁的人格、高傲倔强的个性、刚正不阿的气质、顽强不屈的精神。与这三位前辈作家相比，聂华苓因女性作家的性别差异、独特的“三生三世”的漂泊人生以及更开阔的视野，楚文化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更突出地体现在创造了独特的融入了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自由叛逆的女性形象、通过对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书写传承和拓展了楚文学的“放逐”母题、在坚持现实批判精神的文学创作中成功地融入了现代主义的表达技巧。
武汉大禹治水传说的中华文化基因
庄桂成（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化决定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其中那些长期稳定存在的结构或元素，被称为文化基因。武汉大禹治水传说，就蕴含了中华文化的某些基因。
武汉大禹治水传说讲述的是尧舜禹部落联盟时代，长江、汉江流域特别是武汉段水患成灾，民不聊生，大禹率众在武汉疏江导汉，驯服了洪魔，使长江、汉水在这里交汇，汇入大海，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是反映大禹在我国中部长江流域治水的独特而典型的神话故事。武汉大禹治水传说的内容，主要是讲大禹及其儿子的治水故事，如龟蛇锁大江、灵龟镇怪化龟山、大禹治水收赑屃、禹青飞帽堵洪水、大禹贮粮米粮山、禹种殿前柏等。
考察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不得不提及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形成的基本价值成为主导中国文明后来发展的核心价值。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发展，中国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有学者就把其归结为四个方面，即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而这四个方面，在武汉大禹治水传说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大禹在治水期间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而不入，他成功地疏江导汉，使汉水在龟山之南与长江合流，形成了“江汉朝宗”之势，是为责任先于自由。大禹治水带着随行人员来到古汉阳城西山洞，百姓藏大米于山洞供大禹等食用，洪水退后，还剩下许多大米，大禹命人将米藏好，不带走一粒，是为义务先于权利。长江水怪作乱，洪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大禹遣治水大军中的灵龟大将助阵，结果灵龟与水怪同归于尽，是为社群高于个人。相传赑屃经常背负三山五岳到处兴风作浪，害得百姓民不聊生。大禹治水时，赑屃被大禹收服，大禹利用其力大无比的特长，命其为治水先锋，是为和谐高于冲突。
中华文化基因中的这些价值理念，不仅影响了几千年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在当今时代，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和谐合作世界的建立，仍具有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