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乐三:“人以为画,我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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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报记者 张亚萌  来源:中国艺术报

桃花 121×243cm 1959年 诸乐三
中国美术学院藏

  一位青年18岁入住吴府,跟随吴昌硕朝夕学艺七年,悉心揣摩,深入堂奥。吴昌硕曾赠他《佛手水仙图》并五律一首:“何药能医国,踌躇见性真。后天扶气脉,本草识君臣。鹤鹿有源水,沪江无尽春。霜红寻到否,期尔一流人。”而他更在诗、书、画、印四个领域继承了缶翁的综合成就,更用其一生将吴派艺术推向新的高峰。

  这位年轻时就得恩师赞赏“乐三得我神韵”的书画家诸文萱,后多以字“乐三”闻名于世。其90余件代表性作品,于8月6日至9月18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汇集成“艺者仁心——纪念诸乐三诞辰120周年艺术展”,主办方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北京画院、安吉县人民政府从“诗文书画有真意——诗画”“山川灵秀集腕底——书法”“博雅通达求巧意——篆刻”“以艺为家桃李芬——教学”四个角度入手,全面回顾他的创作经历和艺术人生,同时纪念诸乐三诞辰120周年。

  益者三乐

  在诸乐三的艺术生涯中,恩师吴昌硕是其绕不过的一个重要坐标,“乐三”其名便出自恩师的建议,源自孔夫子“益者三乐”—— “作人之乐、诗书画事之乐、篆刻之乐”。

  诸乐三的绘画深受缶师影响,深谙以金石入画,与古为徒之道,又能吃透缶师精髓,于青藤、白阳、石涛、八大、任颐等亦皆有所撷取,用笔苍劲郁勃,设色古艳清新,另辟蹊径,开创新局:他的绘画注重诗情画意,认为在绘画前要有诗意,而后生发画意,因而他的绘画作品上多有题画诗,诗意与画境互为点化生发,相得益彰,意蕴横生,而画面上浓墨的铺陈与艳丽色彩的渲染,以及突破传统文人画题材的选择,都成为诸乐三绘画中独树一帜的风格。其花鸟画深得吴昌硕之神韵,熔诗书画印为一炉,继承和发展了吴派艺术。“诸乐三先生对吴昌硕大写意精神进行了全面继承,他的风格贴近吴昌硕,但突破了传统文人画梅兰竹菊式的惯常主题,而将玉米蓼花、白鸡红柿、稻穗棉丛等亲近自然民生的乡土物事绘于笔下,更贴近生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潘天寿纪念馆原馆长卢炘说。

  诸乐三的书法苍古浑厚,雄浑飞动,元气淋漓,对楷、行、草、隶等各体有全面的研究,得力于钟繇、“二王”、倪瓒、黄道周诸家及汉魏名碑,行草书凝炼道劲,潇洒自如,尤以篆书和甲骨文更具个人风貌。诸乐三研究篆书时间最长,初学邓石如、吴大澂,后追随缶师精研石鼓文,由秦篆和汉碑额篆化出,自出新意;在上海美专任教时对甲骨文产生浓厚的兴趣,用篆法书写甲骨文,既保留了卜文的锐利风神,又具有古籀、猎碣的浑穆坚实,是诸乐三对卜文的一种再创造。

  在诗书画印四个领域中,诸乐三尤以篆刻突出,他以秦汉古玺化出,参以古籀甲骨,自成雄浑朴茂之面貌。他秉持“印外求印”的治印理念,一方面,他能在古文字与金石文献学,以及玺、印、鼎、彝、砖、瓦、陶、石中汲取精粹,融于印中;另一方面,他认为,印章之字,当表现书法艺术之意趣,他将自己对书法的深刻体会融于篆刻,其印常有虚实相生、苍苍茫茫之意,一如他所言“刻印,写字最重要……要‘七分篆三分刻’”,“要刀笔结合,刀中能现笔意,笔画中能存刀意”。诸乐三追随中国传统艺术的博雅之道,做学问讲求不同领域的“会通”。正如他说:“篆刻没有各体书法的雄厚功底,光靠‘刻’是达不到的。没有书法的修养在金石篆刻中就不会有墨气;反过来,在书画上,如没有金石篆刻的实践经验,书画上就不会产生古拙的金石气息。它们四者之间,是触类旁通的。”

百花齐放 3.7cm×3.7cm 1960年 诸乐三
安吉县博物馆(诸乐三艺术馆)藏

  艺者仁心

  自1922年任教于上海美专算起,诸乐三从教的时间足足超过一甲子,他先后任教于上海美专、新华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教授过花鸟、书法篆刻、古文、画论、诗词题跋等多种课程,与潘天寿、吴茀之共同被誉为“浙美国画三老”。

  1963年,诸乐三与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一道,共同创办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书法篆刻专业,对现当代艺术院校篆刻学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贡献,他参与起草了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书法篆刻专业的教学大纲,让这门传统师徒相授的艺术形式在现代教学课堂得以实践;1979年,他更以年近80岁的高龄,与陆维钊、沙孟海共同于浙江美院开启书法篆刻研究生教育,为中国教育史开辟新的篇章。1979年进入浙江美院读研究生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家邱振中,对诸乐三先生的篆刻与书法印象非常深刻,“相较于吴昌硕先生,他的作品更为‘朴实’”。对于毕生倾力的教育事业,一如诸乐三在诗中所题:“从春徂秋,朝日摩挲。人以为画,我以为家”。

  除了艺术与教学外,诸乐三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医。他早年曾入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行医问诊于中医院,从医时间整整23年,从医与从艺几乎贯穿于他的人生。医艺相通,医者与艺者向来就有很多共通之处,在诸乐三身上可以归结为一个“仁”字——于从艺,诸乐三秉承传统文人的气韵风骨,一方面承继了诗书画印一体的传统艺文之道,矢志担当起民族艺术道统传承的历史责任,一方面又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积极探索新时代、新社会的视觉表达;于治学,诸乐三以立德树人之艺教为毕生志业,为中国书画篆刻之道统传承殚精竭虑,建构起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中得以教习与传承的人文系统;于做人,诸乐三饱含一颗慈善、悲悯之心,其一生正义、勇敢的事迹不胜枚举,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所写:“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诸乐三这代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他们既经受了古今中西思想观念的激荡会通,又亲历了巨大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人文观念和审美意趣的剧烈变迁。他们秉承传统文人的气韵风骨,也确立了其现代艺术家和教育家的专业理想。”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说。在吴昌硕赠诸乐三的五言律诗中,“霜红”即指清代的傅山,他不但博通经史,善于书画,还非常精通于医术——而纵观诸乐三的一生,他不但完成了恩师的期待,还将其不断内化与修炼,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一位独一无二的诸乐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