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湾区地理归类于咸淡水区，从而把深圳西部区域的文化归类于咸淡水文化是有根据的，但细分又有个性。因为包括宝安沙井，包括深圳整个城市，以及珠江口东西两岸的若干城市和城镇，都是同一种文化——珠江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珠江三角洲文化。

　　同一种文化造就了相似的民性和风俗，塑造了相近的文化精神。但大同里面仍有小异。往大里讲，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毗邻港澳，跟其他城市会有文化开放性、多元性程度上的不同，也即格局、境界和视野的不同；往小里讲，深圳跟珠海区位类似，特色又有不同。可见文化基因的形成因素众多，一旦形成又会如此顽强，历数千年而无法真正趋同。

　　抛开种族因素不论，文明的演进，除了受制于时间因素，显然也受制于空间的扩展及相应的外来文明的刺激和反应，这都是环境和时代的因素。近代以来，梁启超、梁漱溟、傅斯年以及朱谦之、苏秉琦、许倬云等国内学者，以及汤因比、布罗代尔、费正清等海外学者对此都有论述，普遍认为中华文明在时间的线性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空间上的南移特征。

　　为什么如此期许？学者们都看到了珠江口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优势，这咸淡水汇聚之地，从世界地图看，原来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中西海路通商的关键点，“为世界交通之第一等孔道”（梁启超语）。近代以来，随着资本扩张、全球化序幕的拉开，广东珠江口在中西通商上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随之而来，就是广东文化、珠江文化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广东并不媚外、不忘本，珠江的文化让广东人重视传统，海洋的文化让广东人放眼看世界，兼收并蓄。珠江文化，严格意义上的珠江口圈，是重商言利、开放包容、务实进取、兼容并包的咸淡水文化。尊重传统而又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和广东人，从近代开始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中国。

　　珠江文化不是虚的，不是想象和虚构出来的文化幻境，而是由珠江口区域的实践所表征。我们从珠江口沿岸诸多改变中国的近现代先贤陈白沙、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容闳、唐绍仪、郑观应、唐廷枢，以及民国和共和国灿若群星的豪杰志士精英身上，都看到了珠江文化的清晰面貌以及已经改变中国的蓬勃伟力。然后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等合力围成的珠三角都市群，再次引领了中国现代化的复苏和改革开放的风向。在这样的大框架下、大地理中，深圳西部很小，但同样被烙下深刻的珠江文化的印记。就深圳而言，深圳西部其实并不小，它是珠江文化走向海洋文明的重要一站、重要过渡。

　　从这个角度上讲，深圳西部连接延续了珠江最后的血脉和影响，宝安人是真正的广府人、珠三角人，西部因此具备了更趋同珠三角文化而疏离于深圳东部区域山地文化的特质。也正是从深圳西部开始，珠江文化逐渐进入海洋文化，珠江口海水越来越咸；从地理位置上讲，后海、前海、合澜海，西部全境基本上都沿着海岸线展开，合澜海因此可以成为深圳西部的真实表达。海的文化压倒江的文化，在莫大的珠江口，是从西部开始，是咸淡水最深刻的转折点。

　　也许由于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千古传诵、太过有名的原因，现在人们往往知有伶仃洋而不知有合澜海。如今的地图上，伶仃洋已经成为珠江入海口的正式名称，在地理学科和海洋学科专家们的眼里，伶仃洋就是珠江流出虎门的喇叭形河口湾。其范围北起虎门，南达香港、澳门，以赤湾、内伶仃岛、淇澳岛一线为界，以北又称为内伶仃洋。然而，伶仃洋在古代并没有如此之大。现在称为内伶仃洋的海面叫合澜海，合澜海南边的洋面才叫伶仃洋。

　　很长的时间里，合澜海被视为内洋，是政府控制下的海域，而伶仃洋是外洋。据康熙版《新安县志》记载：“合澜海，在县西北八十里，福永司之左。”具体位置就在沙井西面的那一片海域。合澜海上通狮子洋，南接伶仃洋，水域宽广，波涛汹涌，在此千回百转，汇聚合流，所以叫作合澜海。

　　合澜海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必须面向大海谋求生存，学会了跟大海相处的哲学。“滴水成三江，八门入大海”。珠江也在流经了八门中的六门之后，裹挟卷涌着咸淡水，来到了沙井合澜海的洋面，来到了越来越浩瀚无边的洋面，再流经中山和珠海的最后两门，最终完全完整地汇入南海，融入太平洋。

　　宝安像是珠江散落在大海最边缘地区的一串珍珠或者一滴眼泪，是河流汇入大海后，源头的母亲对远游的儿女最后的祝福、最后的一声问候，也是河流儿女终于回归大道、本源投向母亲河流的惊鸿一瞥。不是吗？宝安距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也确实太边缘了，过了东莞石龙，珠江已经离深圳越来越远，沙井尚算沾其少许余泽，到了南山、盐田、龙岗，已经基本上没有珠江的水流注入大海，咸淡水越来越咸。

　　（作者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