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图②

　　2003年，苏天赐和吴为山互相为对方“画像”。图①：吴为山为苏天赐塑像。图②：吴为山作苏天赐塑像。

　　苏天赐（1922-2006）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油画家、著名美术教育家，其油画作品堪称现当代中国美术中西融合的成功探索。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有幸与苏先生相交，每每想起苏先生，都有一种亦师亦友的感情涌荡在心间。

　　苏先生以静物画与风景画探求“西方的缤纷、东方的空灵” 。他创造了一种诗意弥漫、文情荡漾、境界高渺、韵味悠长的“中国气象”油画，这是乐观与壮阔的文化生命意象。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苏先生隐居郊外，在杨柳、飞燕与烂漫山花之间，找到了八大山人、徐文长与柯罗、莫奈的对话，作品更趋于简洁和意象，甚至抽象。他流露出的是严谨、慎重而又自然舒朗的形式表现，更为接近纯粹精神、纯粹形式。他获得了艺术形式与艺术灵魂的呼应，从眼中诗境到心灵意象，再到精神与形式的同化，超乎想象、超越自我，达到了化境。作为一代艺术大师，苏天赐先生抗拒外部干扰而直取心灵的艺术真性，他的化东西方、融古今于一体而成心象的艺术悟性，他的融个人情感于东方情韵、人类情怀的艺术灵性，对当今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我在19岁时开始接触苏先生的画，为他画中的江南水乡意境所迷恋，后来赏他的肖像画《诗的沉醉》，又为之倾倒。然而，我只有心仪而未能接近苏先生。2002年，南京博物院庄天明先生送来一篇文章，说是苏天赐先生为我写的，我很吃惊，因为我一直以为苏先生不认识我，更不敢奢望他写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偶见吴为山速写有感》，起因是苏先生在朋友处看到我十多岁时的速写，有所感动。文中对我的雕塑和速写的关系作了评述，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评述直抒自己的艺术理想，对民族文化中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深情溢于言表。文中写道：“对形的掌握越来越准绳于实物，下笔越来越有分寸，流畅、机敏……”由此可见苏先生对“技”的要求。文中也谈了他对于雕塑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艺术传统的洪流是存在的，“这些成于泥土的偶人一旦出现在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橱窗中时，其感人的魅力还是属于他们本身所特有的。他们从容大度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落落大方，以一种来之古远的，既是世俗的，又是超人的微笑所传达。是睿智，是机敏，既乐天，又宽容。这是一种出现过老庄、孔子、李白、杜甫……的土地所孕育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人文气质，这是中华的魂魄，通过艺人的指头嵌入细泥。一代艺人消失了，下一代照样滋生”。这篇文章被他自选收入中国油画十家系列的《苏天赐》中。对于一个年轻人，苏先生的评文可说是鼓励；对于一个并没有过世俗交往的人，苏先生的评文则涤尽了庸俗的尘埃，展示了一个文化艺术长者的精神高度和仁者风范。这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是苏先生艺术的张力、魅力所在。

　　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协会主席安东尼不仅是一位古典主义雕塑家，也是一位画家和人文学者，我把他引荐给苏先生，我觉得他能读懂苏先生的艺术。当他在苏先生家中看到那些画时，他兴奋了，谈起了19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和20世纪初的视觉革命。很显然他在苏先生作品中找到了巴比松画派田园诗般的脉脉温情，也觅得了印象主义的光色颤动与缤纷，以及表现主义的主观情感。难得的是后来在他的谈话中多次以石涛的“一画论”和齐白石的写意来阐释苏先生画中的尚简与尚意。他认为苏先生以意象表达的自然形象，是抒写了中国的文化意象，是以锤炼绘画语言而实现人生境界的。安东尼曾用大量时间在石刻的刀痕中探寻米开朗基罗的人格特征，他的方法是富有逻辑和推理的，有论有据有证，令人信服；而他对苏先生艺术入木三分的理解则是直觉的、感悟式的，令人折服。他从苏先生的用笔中找到中国绘画简约中的精神，并以他所知的中国美学传统和绘画方式来剖析苏先生，一语中的。在这个西方行家的眼里，苏先生显然是超越的。苏先生与安东尼谈得很投机，一会儿便相互对画起速写来。

图③

图④

　　2003年，苏天赐和吴为山互相为对方“画像”。图③：苏天赐为吴为山画像。图④：苏天赐作吴为山肖像。

　　2001年熊秉明先生应邀访问南京大学，我问他想做些什么，他说想看六朝石刻、观高二适书法、见苏天赐先生。苏先生当然很高兴，他告诉我自己在巴黎举办展览时，熊秉明先生第一个到，朱德群、赵无极都说“熊秉明的眼光好”。熊先生是艺术家、哲学家、评论家，他严谨中带有锐利，欣赏中带有挑剔，显示了其融汇中西古今的文化学养和艺术素养。他慨叹于苏先生在历史演变中的顺逆、得失，赞美其明净、清新、恬静与空阔的生命状态。熊先生在南京大学演讲，苏先生到场坐听，两位80岁高龄的老人双手紧握，灿烂地笑，放射着对艺术真挚的辉光，映照着在场的每一位学子。熊先生回到巴黎后，便给我写了一封信：“为苏天赐先生写的文章，写了好久，写了许多废纸，只能如此交卷了，不知可否用？请问苏先生好。”我细细地解读了熊先生的文章，很显然，苏先生创作于1953年的肖像画《女社员》，那脸的土红和天的靛蓝，搅动了在外半个多世纪游子的心，也让熊先生直接感应到那最赤诚、最单纯的艺术心灵。这也正是苏先生的艺术之所以让人可感、可亲、可敬之根本，它区别于脱离心源、无视造化的形式探索。这里还有一层更深层的因素，那就是1949年，当熊秉明等一批留学生在讨论回国还是留在西方的问题时，他们所憧憬和想象的未来的艺术必定是民族风格的，负载着历史，又是展望着未来的、壮阔的。“50年过去了，我今天看到《女社员》，仿佛当年所模糊向往的艺术就是这一类型：写实的、深沉的，有深根，又充满未来。无虚谎，不造作，无教条”的想法，正合了熊先生那一代的艺术理想。

　　我为许多画家塑过像，大多数根据照片。而苏先生的形象却是一尊由内到外充满了艺术感的“雕像”，我不好意思对着他写生，因为我知道苏先生的肖像画是绝妙的。从上世纪40年代的《林风眠》《黑衣女青年》，到上世纪50年代的《女社员》、上世纪60年代的《童年》、上世纪70年代的《苏北老农》、上世纪80年代的《文工团员》等等，每个年代的肖像都印上了时代审美的记痕，反映了生活基础与意识形态及艺术路线的关系。准确地说，看到苏先生画的肖像，就能读出时代。我喜欢他的《黑衣女青年》，她犹同从敦煌壁画中走出，温润、简括的几何形，印证了西方现代主义流入中国不久后便遇到了东方古代造物的智慧。那手的造型非佛，也非供养人，诗性的浪漫成就了形的象征意义。我也喜欢他为诗人臧云远所作的肖像，这张画对形神的刻画达到了微妙的极致。往往表现浪漫而少深沉，表现飘逸而缺厚重，刻画细微而乏主观表现，恰恰苏先生的这幅《诗的沉醉——臧云远像》将一切矛盾、一切冲突有机地融入了富有意境也极具表现力的氛围中。

　　一次苏老师告诉我说，他想画我。我说，苏老师，我早想塑您。我带着红泥来到了苏先生郊外的画室，这是一幢坐落于湖边柳岸的别墅。苏先生晚年的杨柳春燕、鸡冠花都出自于斯处的灵感。苏先生见我真的带着泥和翻模师傅来了，便立于雕塑架前当起了“模特”。我琢磨起来，这是一张多么富于深情的脸，被自然和人文共铸的肖像，仿佛海底露出的礁石，深邃而博大，隐隐中洋溢着不可扼制的才华与诗情。这种似曾相识而又深藏于心底的形象，正是我们的文化之父、文化之祖那里给我们留存的记忆。我手中的红泥流淌，滚动……而今，这尊像立于苏先生的墓上，与大理石共同构成了大地上的一座丰碑。

　　待我塑像完毕，苏先生将他自己那条沉着而鲜艳的红围巾给我围上，开始为我画像。我的脸黑里透红，黑色的大衣配上红围巾……这是苏先生所喜欢的，他喜欢红、黑，他美化了我，这是苏先生一贯的为人。他总是美人之美，这也是苏先生的艺术能容得下一个世界的原因所在。

　　苏天赐先生在近现代中国油画史中的地位及其文化价值会随着当今以及未来越来越强调的“中国精神”而愈显其艺术光亮，他的价值会被人们逐渐认识，并将对后世产生深刻而悠远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