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作为早期最基本、最广泛的哲学范畴之一，对艺术具有执一御众、涵摄多方的重要作用。西周伯阳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这里“气”，指自然界中运行并具有规律性的一种空虚状态。汉王充《论衡》中说：“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这里的“气”，不仅指非生命体的虚无存在，而且还有聚散有灵、在实体间流通、为万物生命源泉等诸多内涵。魏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标志“气”由哲学全面渗透进艺术领域，迅即成为艺术重要审美特征，并为艺术家们矢志追求。在审美上，由“气”繁衍成一个包括“才气”“神气”“灵气”“气味”“气韵”等十分庞大的审美族群，滋养、匡正、救赎书法艺术发展。汉赵壹《非草书》提出：“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随后“气”成为书法审美最活跃、最精准、最深刻的审美属性，为书家津津乐道、磨砺研习不已。

　　时至南宋，书法光烛昏暗、嗓调嘶哑、鲜有建树。南宋书法发展周期不短，社会相对平稳。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经济空前繁荣，文学、瓷器、印刷术等皆异彩纷呈。这种社会环境有利于书法艺术孕育出新的高峰，但南宋书法不仅未形成标志性风格，也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品和书家，而且阴差阳错走进一个狭窄胡同，呈现出一种小家之气。清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书概》中列出书法12种必须抛弃之气，即“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徘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 ”这些“气”于南宋书法或多或少均沾上边儿。正是这种小家之气，湮没了书法发展的高阔前景，使南宋书法成为史上少有的洼地或者谷底。

　　价值信仰上趋于清逸，散发萎靡之气

　　晋朝书法表面看似乎悲观消极，但却深藏着对人生、生命与生活的强烈期盼与迷恋。所以形之于书法艺术便充满昂扬、湿润、中和之气。南宋禅宗转旺，成为士人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于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只要能体现幽远虚静的“禅意”，便被社会认同。而这种追求比北宋又退化一步，北宋追求的是禅宗的“狂禅”，到南宋则转为更为缥缈的“放禅”，书法走向远逸、清逸化。“逸”相对于常态和规范而言，本意含有“高远”“秀雅”之意，但此时已被赋予恍然自失的内涵，没有了对前朝书法的强烈吸纳性与批判性，失去了应有的豪放与搏争，一种过分对清逸、文雅的追求，隐隐然滋长出萎靡、无聊之气与小家之气。张孝祥，才华横溢，少年得志，然其《台眷帖》《柴沟帖》，因笔力过于稚嫩难免有刻意痕迹，大有“浸淫诗酒”之况味。就是如白玉蟾，南宋首屈一指的狂草书家，笔意直追颜真卿和黄庭坚，其笔画流走、脉络行运，可称得上与黄庭坚相比肩，但其《天朗气清诗帖》，却明显少了黄庭坚那样颠沛流离的贬谪经历，书法自然少了奇崛之趣，更无颜真卿满腔激越的情感，自然少了宽博洒脱之内质。在书法理论上，也暗合这种小家之气。

　　审美思潮上趋于精致，散发闲适之气

　　唐朝书法崇尚雄强，书法审美多落在大气磅礴、谨严端庄、沉雄博大上。客观上，热衷书法于巨碑石壁，载体的粗犷、博大、苍浑与书法威肃、英锐、霸悍的格调相得益彰。南宋无论是士人还是平民已不再具有高蹈之风，却热衷于喜尚雅集、抚琴曼舞，把酒共东风，且共从容。审美思潮倾向于睿智、精致、稳重和悠然，这就使得书法手牍盛行，书家藏帖、印帖、玩帖、赏帖成时尚。汇刻翻印古人名帖，并非南宋嚆矢，唐朝已开始出现，但南宋达到高潮。有名的丛帖有《潭帖》《绛帖》《临江帖》《大观帖》等。书帖摹刻趋于仿真，装裱修饰水平也便于携带、美观大方。这种把玩文牍书帖的态度，助推南宋休闲文化的兴起与繁荣。“乐取闲中日月长”“一闲且问苍天借”，一时成文人的口头语。这表面上显示他们超越功利自适自足的生存状态，但实质也隐藏着他们时时都无所事事，任何美与趣味都激发不起心中涟漪的潭水般心境。表现于书法上，这种闲适之气，只能是不求书法艺术之真髓，信手着墨，放手而书，无所谓功力，无所谓美丑，无所谓法理。当闲适之气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氛围，书法艺术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前景也就不会遥远。

　　当然，南宋闲适的小家之气，是出于整体而言，在这其间也有个例，他们气宇轩昂，立马疆场，疾恶如仇，譬如岳飞，他把忠贞报国的心愿注入书法，使书法成为振奋民心的工具，其书法激越豪放，金戈铁马潇潇，一如他的词《满江红》，散发着雄浑劲朗的光芒。

　　书写取法上趋于“近视”，散发仿效之气

　　书法上有沿波逐源、崇古拜典的传统，愈是悠远愈引发书家的深思与遐想。所以历朝书家喜欢从秦汉魏晋中汲取营养，提倡、推进书法“回归古典”。南宋面对秦汉瑰丽、魏晋风流和隋唐雄强，却显得无动于衷甚或麻木不仁，表现出史上少有的“近视”思维，总是躲不开北宋书家的阴影，唯北宋书家风格是瞻。对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名家亦步亦趋，尽相仿效，如范成大、吴琚、韩元吉等辈。这一仿效之气的后果，一是无法理解北宋“尚意”的真谛。北宋崇尚意态，绝不是“无意于佳乃佳”那样简单，那是在法度坚守之上的更高层面的随心着意。二是形成不重技法的群体效应。其时书家们虽也重视书写点画，强调功夫与法度，但明显缺乏源头上的力量与胆魄，总是局限在推广与普及的层面。部分书家如陆游、虞允文、姜夔等，他们作品看似与技法相联相关，但力度与深度远不及北宋四家。三是形不成书写新的高度。近亲繁殖的缺陷就是无法取得脱胎换骨的变化，如楼钥、赵令峙、乔行简、魏了翁等，他们也想回归古典，冲破时风所限，但在浩浩荡荡的仿效风气面前，显得力单势薄，步履艰难。

　　品鉴标准上趋于附势，散发无良之气

　　秦汉书法品鉴静穆大气，直入先贤哲学思辨与书契精神，直入文字创作自身规律和理道，直入书法“势”与“气”综合运用，直入书家个人创树与风格，成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南宋书法品鉴一味承继并扩大“书如其人”“书为心画”“人品即书品”这些观点，充斥着无良的小家之气。

　　书法品鉴本位游移，必然导致品鉴华而不实、不着边际之,也导致品鉴标准混淆、盲目无措。有些高官厚禄者，于书法并无大的建树，但依凭位高权重而获得书法虚名，此时如宋孝宗、周必大、范成大等书法功力平平、风格流俗，但却被抬上高位，称之颂之。宋孝宗政治昌明，推进艺术百花齐放，但予书法并无佳构，其《七言绝句团扇》笔力柔弱、风格氤氲含混，难以列入书法“金榜”。书法一旦成为皇权与宦官的附庸，品鉴上难免沾染伪善、谬说、荒诞、曲扭、故弄玄虚和自作高深之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以文学成就卓越名世，本称为文学“中兴四大家”，在书法上并无独具风貌，却也被列为书法翘楚，颇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之苦涩。书法与其他艺术无限融合，混为一谈，只能稀释自身规律，淡化自身发展空间，更何况其他艺术的思想、观念及创作手段，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书法艺术，只能逼迫书法尾随文学等艺术成为其附庸。这在宋代刻帖翻印中也可见之一端，从《阁帖》来看，卷二至卷四历代名臣法帖中，占三分之一的名流并不是书家而是文学诸家，存有鱼目混珠、良莠不分之嫌疑。特别是南宋“以人品论书”的全面升级，直接撼动书法自身的体面与尊严。如朱熹、陆游、范成大、文天祥等，他们在道德规范上高人一筹，书法远不如其气节与道德水准。将政治操守、道德名节作为书法品鉴第一标准，客观上扼杀书法艺术的独立本位。其实，这些名流有些在生前自己也未曾想染指书法分得一杯羹，仅是帮闲之士趋于名声，使他们身不由己成为名家，这种低俗的小家之气，只能使南宋书法水准一降再降以至跌落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