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命名，还内蕴着新语境下的文学新质，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关键在于如何辨识其“新”。面对繁复喧嚣的文学现象和此起彼伏的文学热点，如何在切近当下的同时把握其文学新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雪梅著作《新世纪小说中的生活政治研究》以生活政治作为方法，探讨新世纪文学转型的深层逻辑，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新世纪文学的视角。

　　迄今20余年的新世纪文学，发端于文学内部的反思。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变革及其催生的纯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下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和个人性，倡导“回到文学本身”，而上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进一步推波助澜。新问题随之而来，纯文学的反叛性和革命性逐渐被消解，蜕变为新的牢笼和桎梏，在远离社会现实的写作中构建起虚假的自足。同时，大量文学批评和研究依然受制于个人化和纯文学话语框架的惯性，重复着不及物的言语自娱。世纪之交，以李陀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和批评家引发反思现代性和纯文学的讨论，重提文学和社会的联系，呼吁重建介入现实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明确指出，“固然作家们应该重新思索，有所批评和讨论，但是批评家们就更需要反省。”正是在这一反思的延长线上，《新世纪小说中的生活政治研究》将生活政治引入新世纪小说研究，突破文学批评相对封闭的自我再生产，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路中探讨转型后的新世纪文学新质，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生活政治是在反思解放政治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政治，是英国学者吉登斯等提出来应对现代性后果的政治策略，强调个人日常生活及其生活方式选择的政治内涵。全球化和现代化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秩序，也时刻重构和形塑着新的个人，基于现代性反思的生活政治叠映在每个人最细微的生命体验中，人们“用以解决趣味对立和价值观抵触上的争论和冲突的任何决策方式”，都可被视为生活政治的实践，其核心议题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日常生活”是一种深深嵌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生活，这里的“自我”“只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过程，只能产生于公共群体之中”，“自我实现”则关涉在后传统社会“我们如何生活”，提醒人们重新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文学内外的双重现代性反思视野中，生活政治走向显著的前景，《新世纪小说中的生活政治研究》中提到，“作为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体现，解放政治主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但相对于解放政治的持续性表达，生活政治在新世纪的全面崛起更具文学史意义，即个人在解放以后如何生活是新世纪文学的核心关切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个人”并非指向曾经风靡一时的个人化写作和私人化写作及其惯性阐释，而是立足当下文学现实，在当代文学70年整体性视野中探讨新世纪小说的转型，辨析新世纪小说中个人与自然、传统、历史、现实和他人的关系，探讨后传统社会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途径，以及新世纪小说新一轮的介入性和公共性特点，“既重视个人的突围和自我认同问题，也重视个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走向他者的必要性；既注意到传统的坍塌和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的自我的困境，也对这种不确定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怀抱审慎乐观的想象；既重视日常生活的敞开带来的种种小叙事的繁荣，也重视曾经被抛弃的种种大叙事的回归；既强调私人生活的变革，也强调公共生活的拓殖”。生活政治有助于我们在当下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人话语和纯文学观念，进一步辨析个人话语确立后的文学现实。

　　《新世纪小说中的生活政治研究》首先回顾与反思当代小说中个人话语的变迁，作为新世纪小说中生活政治研究的前提。主体部分主要以书写当下现实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围绕现代人以自我实现为旨归的日常生活实践，讨论个人解放之后如何生活的问题，包括自我认同的困境、日常生活的压抑和解放、私人生活的变革、公共生活的拓殖以及重新道德化等重要生活政治议题，在既立足当下又反观历史的视野中，从整体上讨论新世纪小说的生活政治内涵。在生活政治理论框架下，新世纪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都与个人的自我实现相关。以亲密关系和代际关系为核心的私人生活叙事，暗含着个体成长的公共意义，即情感民主有可能自下而上导向新型协商民主，有助于现代个体的自我实现。以底层叙事和现实主义的复兴、个体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融合、文学想象与诗性正义的重塑等为标志的公共生活叙事，共同指向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本土化叙事倾向，是个人重新获得意义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的复魅和生态意识的强化则有助于重新整合后传统社会的道德秩序，既是通向个人自我实现的道德源泉，也是公共关怀的文学实践。

　　新世纪文学尚在进行中，诸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都增加了整体性研究的难度。《新世纪小说中的生活政治研究》以生活政治作为方法，结合典型小说文本，阐释新世纪文学20年的创作转型和理论热点，从一个侧面讨论新世纪小说的新质特征，丰富新世纪文学研究的理论视域，不失为有意义的探索。

　　（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