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军旅诗从诞生之日起，走的就是一条具有五千年刀剑耕耘的历史、根植于中华大地的兼收并蓄之路，在保持朴素本色的基础上，大胆吸收一切优秀军事文化的营养。特别是在我们这支曾经的农民军队全面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它跟随着国家持之以恒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自我封闭到放眼全球、从传统战争到现代战争的艰难蜕变，开始以一种宽阔、浑厚、谦逊的大国姿态和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面对已经和正在经历深刻军事革命的世界。
中国现代军旅诗是中国现代新诗中的一个既热忱又开放的诗歌样式。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著作《战争论》中曾阐述：“战争的母体是政治。”有趣的是，在为战争而存在的军旅生活中产生的军旅诗，虽然有着鲜明政治倾向，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军队中，却因为被普遍认同而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因为英勇战斗、前赴后继，不惜以流血牺牲去争取最大和最后胜利，是每个国家的每支军队的终极目标。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军旅诗，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了推崇。试问有希望自己的军人贪生怕死和临阵脱逃的国家和军队吗？当然没有！中国的现代军旅诗，同样建立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上，所以它既热忱又开放，既坚硬又饱满，既慷慨高歌又百转千回。而且，它从一诞生就振聋发聩，成为一个时代声震云霄的号角。
那个至今让我们感到热血沸腾的时代，是十四年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不可否认，以《新青年》在1917年刊登胡适的《两只蝴蝶》作为开端的中国新诗，最早只是作为从西方传来的一种文体在知识分子中得以有限欣赏和传播，属于象牙塔里的东西。后来有些现代诗虽名噪一时，但却是软绵绵的作品，在旧中国凄风苦雨的年代，那种诗歌与社会的劳苦大众，是那么格格不入，那么南辕北辙。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粗暴地践踏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勤劳的中国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战斗的号角和投枪，中国新诗才在愤怒的街头，在抗击日本侵略者你死我活的血腥战场上，发出震天的呐喊：“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 /这是奴隶！’”，“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携带血，携带怒火，携带电闪雷鸣、暴风骤雨，现代军旅诗甫一出现，就风风火火、热烈奔放，具有不可替代的战斗性。
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在愤怒的吼声中，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之声遥相呼应，中国现代军旅诗确立了自己家国情怀和青铜品格。十四年后抗战胜利，中国现代军旅诗伴随一支强大的军队，无可争辩地登上了中国新诗的舞台。
从抗战胜利到今天，七十多个春秋过去了，历经各个历史时期战争锻炼的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成了一支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的虎贲之旅、正义和文明之师。伴随这支军队前进的中国现代军旅诗，也羽翼渐丰，树高千尺，在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新诗的浩荡队伍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作为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并不高深也不繁复但却长期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即中国现代军旅诗从何而来，如同水落石出，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军旅诗主要来源基本有三个，一是以先秦以来的边塞诗为主的中国古代军旅诗，二是以苏联为主的东欧战争诗，三是以美英为主的西欧战争诗。以苏联为主的东欧战争诗和以美英为主的西欧战争诗，虽然可以概括为中国现代战争诗的一个来源，即国外战争诗对中国现代军旅诗的影响，但以苏联为主的东欧战争诗和以美英为主的西欧战争诗，因价值取向不同，认识和思考生活的方式和方向也存在较大差异，把东西方战争诗对中国现代军旅诗的影响分开来论述，更能说明中国现代军旅诗源与流的关系。同时，也能更清晰地看到1949年之后，为什么海峡两岸的军旅诗出现了明显不同的走向。
先说中国古代军旅诗对中国现代军旅诗的影响。以先秦和汉唐边塞诗为主的中国古代军旅诗，雄阔、激昂、壮烈，大风浩荡，尘土飞扬，拥有恒定的保国即保家的昂扬主题。这些诗歌，大家可谓耳熟能详，比如《诗经》里的《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翻译成白话文：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衣裳？我愿和你同披一件战袍。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并且为我们修好了金戈与长矛。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衣裳？我愿和你同穿一件汗衣。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并且为我们修好了长矛与刀戟。我愿与你一同战斗！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衣裳？我愿和你同穿一件衣裳。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并且为我们修好了盔甲和兵器。我愿与你一同前进！再看唐朝王昌龄的《出塞》和王翰写的《凉州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那种坚如磐石的意志和视死如归的信念，反映了大唐军人决绝的执念和宽阔的胸襟。宋词中的军旅诗对现代军旅诗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入，宋词中浓郁的忧患意识与中国近代频频被外敌入侵造成的民族反抗心理相吻合。比如岳飞《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辛弃疾《破阵子》中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其境界和胸怀，还有甘愿“马革裹尸”的那种气概，以及语言的刚劲、沉雄、掷地有声，为中国现代军旅诗奠定了清晰的精神走向和基调。梳理自抗战以来中国现代军旅诗，在许多作品中，我们都能听到古代军旅诗的余音和流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那时，苏联在各个门类的文化艺术对我们影响很大。当年他们反映卫国战争的电影、音乐、文学、美术作品风起云涌，层出不穷。突出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诗歌传播得最快，最受人们欢迎。例如斯基塔列茨的《我是剑——也是——火焰》、勃洛克的《十二个》、阿赫玛托娃的《誓言》、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西蒙诺夫的《旗》、卢科宁的《方尖碑》、叶甫图申科的《妈妈和中子弹》等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被谱成歌曲，如《卡秋莎》《红莓花儿开》《灯光》《小路》《共青团员之歌》等等，经过杂志、电台大肆刊登和广播，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种每逢聚会必唱的社会时尚。浦宁、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伊萨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等人的诗作，普遍被奉为经典。国内歌颂党和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业绩，也成了那个时代诗歌的主旋律，有些老同志至今念念不忘。
以欧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战争诗大量传到中国，是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中，中国大陆与西方社会、海峡对岸始终处于隔绝状态。但是，在这三十年中，以败退台湾的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为主的台湾军旅诗人，如洛夫、痖弦、罗门、周梦蝶等，却与西方现代战争诗有了亲密接触，因此他们诗歌创作在现代性上比我们先走了一步。典型的例子，是罗门1961年写作的《麦坚利堡》：“战争坐在此哭谁/它的笑声曾使七万个灵魂陷落在比睡眠还深的地带/太阳已冷星月已冷太平洋的浪被炮火煮开也都冷了/史密斯威廉斯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你们的名字运回故乡比入冬的海水还冷/在死亡的喧噪里你们的无救上帝的手呢……”我们后来才明白，这首诗原来受到了T·S·艾略特的《荒原》和瓦雷里的《海边墓园》的深刻影响。因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台湾洛夫、罗门等人的诗进入大陆，立刻引起军内外诗人的极大兴趣，并间接引发了中国现代军旅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内转向”现象。没过多久，西方如里尔克、瓦雷里、狄兰·托马斯、奥登、沃伦、弗罗斯特、博尔赫斯等大量战争诗被翻译过来。特别是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书写过一战和二战的诗人，如T·S·艾略特、塞菲里斯、爱利蒂斯、塞弗尔特、萨克斯、辛波斯卡娅、米沃什、布罗斯基等，每一位诗人的诗作被翻译过来，都曾引起一阵轰动。1987年，我和两个部队青年诗人简宁和蔡椿芳去云南前线举办“战壕诗会”，就反复阅读T·S·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从中获得的感觉，有如拨云见日。
就是这样，中国现代军旅诗从诞生之日起，走的就是一条具有五千年刀剑耕耘的历史、根植于中华大地的兼收并蓄之路，在保持朴素本色的基础上，大胆吸收一切优秀军事文化的营养。特别是在我们这支曾经的农民军队全面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它跟随着国家持之以恒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自我封闭到放眼全球、从传统战争到现代战争的艰难蜕变，开始以一种宽阔、浑厚、谦逊的大国姿态和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面对已经和正在经历深刻军事革命的世界。正像现代军旅诗人晓桦在一首名为《我希望你以军人的身份再生——致额尔金勋爵》的诗里写道：“在此/我谨向世界提醒一句/从我们这一代起/中国将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提供创造荣誉建立功勋的机会。”
（作者系《解放军文艺》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