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等全球化趋势推动了文化艺术全球化。面对声势浩大的时代潮流，中外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艺术都广泛地参与其中，艺术学研究也相应地进入了学科建设的自为时期。在全球化视野下通过对中外艺术交流的脉络进行梳理，分析其历史、理论贡献和不足，可以为今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借鉴并找到新的方向。
一个国家的艺术史或文化史，必然是不同文化系统、不同艺术圈层的思想在碰撞、对立、冲突中发生对话与融合关系的历史。无论是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中，抑或中国文化内部，都时刻存在着积极的、不断发生着的借鉴、影响、对话、交流与融合。从改革开放起，中国国内关于“与世界接轨”的理论开始甚嚣尘上，中外艺术交流也成为人文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民族性的、本土性的、地方性的艺术形式进入全球性的、世界性的庞大秩序当中，将面临何种境地，迎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秩序中如何突破文化壁垒，与其他外国艺术形式对话竞争，都是艺术学研究的重点。
从19世纪末开始，现代化、西方化的口号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流行于知识界，中国不断提出和争论的民族艺术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含有全球化发展的趋向。“师夷长技以制夷”“开眼看世界”“西学东渐”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开始以西方传教士来华输入西方文化与艺术为开端，逐渐通过教会学校、近代报刊业、翻译出版机构、外国留学生等渠道获取西方艺术知识。文学领域受到“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影响，诞生出白话散文、新体诗、白话小说等样式；西方音乐与舞蹈、电影与戏剧不仅启发了中国现代艺术体系的萌芽，也作为广受城市民众欢迎的休闲娱乐方式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以传统戏曲的对外交流对话过程为例，早在1904年，我国近代积极倡导戏曲改良的京剧演员与剧作家汪笑侬就以取材于波兰亡国历史的京剧《瓜种兰因》批评清政府的腐败与中国外交上屈辱媚外，在介绍外国知识的同时警醒观众奋起反抗民族压迫，被蔡元培主办的《警钟日报》评为“演剧改良之开山”“梨园未有之杰构”。此后出现了更多表现外国生活的“洋戏”或受到西方话剧形式影响的“文明戏”。中国以被动的姿态被卷入日趋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影响、融合的趋势无疑更为频繁和剧烈，也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政治与经济上求新图变、在民族意识上力求救亡图存的热忱愿望中更为复杂。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文化的输出问题也备受知识界关注。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影响巨大，题材、内容十分丰富广博，无数戏曲艺术家与理论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令过去长期闭塞的许多剧种在文化交流中被更多世界观众所见所知。梅兰芳于1919年、1921年、1956年三次去日本；1929年至1930年远赴美国，后又被邀请去往苏联、欧洲各国传播京剧；他同时致力于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改良，力图在保留传统精粹的同时令中国传统戏曲实现现代化，从而受到更多国外观众的关注与喜爱。事实上，现代化与全球化问题只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现代化更多考虑的是传统艺术从自身历史向现代发展演变，而全球化更多考虑放眼世界，同国际接轨。
中外艺术历史性的跨国界对话必然在全球视野中展开。近些年来，一般学者在对世界文学理论的讨论中会把歌德关于“世界文学项目”的表述作为论述的起点。歌德从对中国传统诗词和才子佳人小说的建构出发，论证了中国诗词、小说及其评注如何在西方学者的翻译与评介下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接下来论述了欧洲的伪造的史诗、民俗和童话的民族文学运动，最终落脚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希腊神话诗歌。歌德的“世界文学”以非欧洲文学鉴赏构成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诗歌世界观，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东方学所批判的西方视角，却前瞻性地将中国文学也纳入了世界艺术的版图之中。
20世纪50年代以前，受现象学与形而上学的影响，功能主义与人道主义一直占据着艺术历史的主流。即使是在阅读上保持广泛视角、对世界文学进行了许多深刻批判的马克思，也同样不认为根源于社会条件的弊病能够通过改进艺术意识的办法得以治愈。此时大多数跨文化交流依然根据政治、经济或宗教的传播目的展开，艺术或文化只占据其中的边缘地位，艺术从未进入跨国交往或跨文化研究的中心。即使有针对艺术对话或融合的研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不自觉的、顺手为之的状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随着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发展与兴起，对社会神话与艺术阐释的研究开始吸引了文化交流研究对艺术传播的浓厚兴趣。直到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兴起之后，静态而客观的艺术研究才开始被社会性、机制性的动态艺术交流史观取代，研究艺术的视角从孤立、静态的纯艺术视角转变为重视艺术的社会机制和稳定功能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艺术已经无法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无论是形式传统、表现性美学或是传统小说的叙事形态，都作为民族风格和民族审美趣味的表现被无奈地放置在西方的审视眼光中。由此催生出一批以爱国主义为旗帜，针对外来文化强调民族化的作品。在近年来，艺术交流再次转变为对艺术进行符号性的意义分析和象征功能的探讨。
近年来，在艺术交流中中国秉持平等和平交往的文化观念。中国以平等对话的形式促进艺术在交流中的积极借鉴与适当融合。德国柏林德意志剧院导演伊凡·潘特列夫在2019年7月携布莱希特经典历史剧《伽利略》来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英美剧场的权力结构与美学取向相比，德国当代剧场中的戏剧文本不再居于剧场创作的中心地位，导演不仅有自由、甚至有义务去重新发现经典文本和当下语境的联结方式。在这样的导演剧场中，伊凡请上话的演员们带着他熟悉上海，了解这座城市，体会上海观众当下的生活，最终将《伽利略》的艺术特色与上海市民生活的特质相融合，在跨文化的交流方式中充分发挥出导演戏剧的特色，在对话和交流交往中建构起富有包容性的开放作品。
在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陷入困顿之后，全球艺术交往在2020年历经了严峻的考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在“大封锁”成为常态之后分外凸显，许多机构与个体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艺术家集体发起了中国首个以包容性艺术为发展方向的非营利艺术节“星空艺术节”。星空艺术节尝试以艺术作为行动方法，联接不同国家的不同群体共同进行发声与创作，鼓励社会公众与特需群体的共同协作与互相支持，于疫情时期的不安中在全世界范围发掘优秀的包容性艺术作品，创造艺术对话，交流包容性艺术的实践经验。哈贝马斯曾提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消除误解，摒弃成见，以便共同探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应当作为国际交往的伦理原则得到普遍遵守。在今天，保持对话与开放的态度依然是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共同穿越艰难的信念与保障。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