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定格在5月1日下午，胡文彬老师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因胰腺癌溘然长逝！
4月30日上午，我与著名红学家吕启祥通电话，预先通报胡老师危急的病情。吕启祥老师知道情况后感觉难以接受，电话那边不停地说着：“我不想知道，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哽咽不能成声。
胡老师本来踌躇满志，答应年长于他、也是他的长期同事的吕启祥老师要做许多事情，他们约定的《红楼梦》新校本修订的事、《红楼梦大辞典》修订的事。红学中唯胡老师作为健在者可以带领完成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可是胡老师匆匆而别，使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胡老师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吕启祥老师，还有其他红学同事，心中也一定是充满了无限遗憾。
悲痛之余，我不能去翻看我和胡老师在微信中那么多、那么密集的对话，包括每个节日的互致问候，他给我的那些鼓励的话，那些信任的托付，他对我写作“再放开些”的提醒，言之谆谆，心之殷殷，意之切切，处处显示出他秉赋仁厚、尊道贵德的人生操守和品质。是的，整个红学界都感到难以接受，感到无比悲哀！因为疫情原因和医院探视的特殊规定，很多人都未能在胡老师住院之时、弥留之际与他见上一面，就这样匆匆而别，像是一场没有结尾的舞台剧。一生敢怒敢言、洒脱豪放、侃侃而谈的胡老师，太难让人相信轰轰烈烈的大戏就如此落幕了。消息一传出，北京和外地（包括外国）的数十个红学组织、数百位红学家和爱好者纷纷发来唁电，撰写诗文，表示哀悼！
和胡老师交往的往昔细节与故事，渐渐浮上脑海。胡老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是蜚声国内的著名学者了。但是，他的为人处世和学风却非常平易近人和平等民主。不管作者是什么地位、身份，凡是谈论《红楼梦》，凡是切磋《红楼梦》中的学术问题的，都可以平等交流。鉴于身份原因，胡老师与他们的交流、交往也成为一种扶植，使很多爱好者走上红学之路。老朋友、新朋友，得到胡文彬老师嘉慧的人不知凡几。但胡老师在待人接物上并不是无原则的，一旦接触、相处起来，他进退有据、宽严有度的风格就表现出来了。当你要踏进红学之门的时候，他热情引荐、提供资料、修改论文，而一旦你进了大门，他又要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要求你严肃对待、认真负责，哪怕一点错、一个马虎都不允许，甚至为了一字一句、一个细节和你电话、书信不断。
回顾21世纪以来胡老师的学术发声，可以看到，当学术失范的时候，他撰文呼吁学术道德的重建；当学术泡沫泛起的时候，他又痛砭时弊、无畏地去刺破“皇帝的新衣”。在当代学者中，胡老师有可贵的嫉恶如仇的战斗性格。在和胡老师多种场合的交往中，我数次亲见耳闻他眼不容沙、入木三分的揭露和针砭，假的就是假的，他不仅不为了面子而沉默，反而还利用不同场合对于文物造假和为造假辩护的行为予以痛斥。两年前关于《废艺斋集稿》的争论再起风云，成为热点，胡老师在席间数次说要写一篇长文以正视听、辨明是非。可是，拿起笔来对于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也是来不及了。逢红必争，是红学的常态。历次红学论争，可以检索历史，胡文彬老师的撰文和研究是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是呀，数千双眼睛都在盯着学术舞台上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胡文彬老师走得正、行得正，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一个人在学术界建立威望并不容易，在学术研究中探寻真理，并坚持真理，这恐怕是第一条。胡老师是学历史出身，特别注重史料的积累和材料的去伪存真，而在红学中，历史求真又是服务于《红楼梦》文学价值的维护和发现的。胡文彬老师侧重红学的两大领域是《红楼梦》的文化论和人物论：前者是历史的积累和细绎，他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让《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呈现出开放性的关系；后者是文本的赏析和兴会，《红楼梦人物谈》的人物赏析让文学是人学的哲理睿思显现了人性的深度和高度，文史结合的最佳范例在他这里得到了实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他谙熟于二者之间互相阐发、互相深化的美学契机，这构成了行文叙述的学术风格，即借助历史使人们熟悉《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和内容，借助于文学使人们吸取《红楼梦》的美学营养和人生经验。这也是胡老师的著述特别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
红学不是象牙塔的学问，其广泛的群众性，使它与社会、时代，特别是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时时刻刻保持着互动的联系。红学热点往往就是当年的文化热点之一，总是在为人们制造着这样或那样的话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启迪智慧、升华境界的思想演练。在读者、爱好者与望之弥高的红学之间，胡老师是一座桥梁。胡老师高接远送般地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或者发现新人，或者推荐发表创新观点，不断为红学这棵常青树培根铸魂、延续力量。红学热，《红楼梦》那么深入地走进人们的阅读生活中，其中胡老师的贡献有目共睹。所以，胡文彬老师的挚友吕启祥曾说，胡文彬不仅是有成就、有影响的红学家，也是为红学呕心沥血的活动家和组织家。
2018年初，我应邀和江苏省红学会的朱永奎、山西省红学会的张志坚老师等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文化活动，即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红楼梦》文化展。去之前，胡老师交代我给他带回一部瑞典文译本的《红楼梦》。因为此译本出版较早，已在市面上罕见，所以瑞典也不好再见到、再买到，只好和主办方协商将展本转给胡文彬老师，可是时间必须在展览结束之后。最终交付给胡老师的时间延后了，但胡老师执着的心丝毫没有放松。3个月后，胡老师收到了这个译本，专门打电话告诉我他收到了，我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其实，那个展本最终落户于胡文彬老师的收藏，是它的最佳归宿。因为，胡老师关于《红楼梦》所有外文译本的收藏可能是全国最全的。
保加利亚文本的《红楼梦》收藏也是如此。保加利亚文译者韩裴先生2015年曾参加国家青年汉学计划，与我结识，胡老师让我和韩裴牵线搭桥，我当然答应了。当第三卷《红楼梦》翻译出来之后，保加利亚的韩裴先生特意来北京，给胡老师送上了最新一卷的译本《红楼梦》。
那一天聚餐后，我为他们俩留下了合影，胡老师脸上洋溢着的快乐——那是我见到的胡老师人生最大的喜悦。当闻知胡老师逝世，远在保加利亚的韩裴先生特意给我发来微信致哀。自胡老师和韩裴结识以后，韩裴为翻译其他中国典籍不断向胡老师请教，两个人之间留下了大量通信记录。可是，如今胡老师驾鹤仙去，远在万里之外的韩裴也发出浩叹：“今后疑难可问谁！”胡老师无私的学术支持，为《红楼梦》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
收集齐外文的译本《红楼梦》，只是胡老师丰富收藏的一个方面。在红学界大家都知道，当今最全的《红楼梦》图书收藏在胡文彬老师家里。而我则把这个看成是胡老师挚爱《红楼梦》的一种方式。胡文彬老师平生嗜书如命——购书、读书，以书为伴，以书怡情，以书入梦。取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意，胡文彬老师命名自己书室曰“无涯斋”。在红学界，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胡老师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图书馆，他有四万多册藏书；把自己变成了红学的百科全书，凡是红学疑难似乎皆可释疑。爱好者能从他那里获得无私的帮助，也能从他那里获得知识的宝藏。
我与胡老师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流是2020年12月1日，地点是胡老师图书垒得顶天立地的书房。他说，学术求真，对经典要心存敬畏，对待历史特别是红学史要善于甄别真伪，分析论者的背后立场，这才是负责的态度。红学上的许多论争以及书本上从来不写的原因，才往往是事件发生的真正缘起。这需要人们知晓，否则后人很容易误解历史和人物。因此，当代红学口述史很重要，应抓紧时间推进完成。
人总是有其所守之本的。而我认为，对自我出身、成长及其认知评价就是胡老师一生的所守之本。那次见面，胡老师再次深情地回顾了他坎坷的一生。自小家中贫寒，身为长子的他，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有时不得不跟随本家爷爷出门要饭，也因此遍尝人间辛酸，看透世情。有了读书的机会，他几乎看到书本就不能释手、不能自拔。也许因此之故，村里推荐他去城里读中学，后来又升大学，是乡亲让他有了机会读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让他有饭吃、有大学上，大学毕业后又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因此他一生感念家乡，感恩祖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饮水思源，不能忘本，是他们让他有了今天的生活和成绩。不忘初心、投身文化、学术报国是他一生无怨无悔的追求。
1月底，胡老师通过微信向我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硕士、博士学生名单，分别题签赠书《共宴红楼最深处——评〈红楼梦人物谈〉》，一共七本，每一本都有胡老师郑重无比的签名。当我一本本分发给学生的时候，已是胡老师住院期间。见字如面，胡老师紫棠色的面孔，恍若眼前。胡老师走了，而学识渊博的他给学生们留下的永远的纪念就是他的文字、学思和高尚人格。
胡老师最后几年在多个场合最爱申说的一个红楼疑案，是林黛玉临终遗言“宝玉，你好……”，“你好”后面究竟是什么？胡老师的解答是：你好我自好！因为《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林黛玉曾经这样回答过贾宝玉。胡老师的身影远去了，一生单纯的胡老师领略过《红楼梦》大千世界的无限风光，他可以安息在魂牵梦萦的“三生石”畔了。你好我自好！胡老师一生编著的四十余种的皇皇著作及文字将千古流传！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