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文化同源

　　中央提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推进，这个经济圈正向着中国经济第四极发展。我是在重庆生活的成都人，从成都的两所名校川西实验小学和成都七中毕业后，到重庆念大学，此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了。所以，双城经济圈对于我特别亲切。

　　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其实，在文化上，成渝从古及今就是一体化的区域概念。上世纪90年代，重庆再度直辖，但是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川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妹子、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两所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仍然叫四川美术学院和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国文化一源论”曾经是学术界的共识，黄河流域从来都被认作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摇篮。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证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其实是多元的。长江流域（尤其是川渝地区）、珠江流域、燕辽地区、江浙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地。而黄河流域在古代是九州之中，起到的是重要的凝聚作用，

　　川渝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同源文化，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最相似的就是，不管成都还是重庆，它的文化既不是典型的东部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西部文化。我在外出讲学中总是开玩笑说：“巴蜀文化从来都不是‘东西’。”

　　巴蜀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在蛮夷之地的文化。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文化新潮若即若离，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

　　东部文化的前沿性、时尚性，以及同时夹杂而来的浅薄和玄怪，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不大。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的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过分先锋的东西在这里的市场总是有限，寿命总是短暂。

　　西部文化的边缘性，以及夹杂而来的抱残守缺，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同样也不大。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甚至敬畏异质的“洋”东西，并且从中吸取需要的养分。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同源文化产生的川渝文学艺术，亮点也几乎相同。拥有张大千、蒋兆和、石鲁这样的大师的四川美术底蕴非常深厚。而在重庆，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全面发展的美术也是领头的艺术，从20世纪50年代的版画《藏族女孩》《蒲公英》到60年代的大型雕塑《收租院》；再到新时期，以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为代表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美术享誉全国。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重庆美术在当代艺术探索中呈现出多元面貌与创新精神。川剧也是川渝的共同光荣，唐代即有“蜀戏冠天下”的说法。四川推出了阳友鹤、陈书舫、周企何这样的川剧前辈艺术家，保存了像《花田写扇》《柳荫记》《秋江》等一大批传统剧目。在重庆，沈铁梅主演的川剧《金子》斩获了当今戏剧的所有大奖，《金子》的成就被戏剧界称为“相当于《茶馆》在话剧中的地位”。至于新诗，更是川渝一体化在全国领先的文学样式。

　　在文学领域，四川人、重庆人是交错的。拿作家来说吧，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东坡、杨慎、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流沙河、杨牧、张新泉、吉狄马加、阿来的确是四川人，但是“蜀中五老”的马识途、现在四川诗坛领军人之一的梁平却是重庆人。我为《梁平诗歌研究》写序，题目是《梁平：三面手与双城记》，所谓“双城记”就是说诗人梁平是“蓉漂”的重庆崽儿，序言的第一句就是：“梁平人生的地理坐标和我恰好相反，他从重庆去到成都，而我这个成都人却在重庆讨生活。”梁平有部诗集《巴蜀二重奏》，他新近推出的诗集《时间笔记》就是“双城记”的诗歌版。同样，在重庆，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沙鸥、余薇野、李元胜的确是地道的重庆人，但是邹绛、梁上泉、穆仁、傅天琳却是四川人。重庆近几十年有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也是四川武胜人。

　　巴出将蜀出相

　　在文化上，成都和重庆很难完全划开。但是也有区别。在饮食文化上，蓉渝都喜欢麻辣，其实蓉更喜欢麻，而渝更喜欢辣；蓉爱好喝花茶，渝流行喝沱茶。在语言上，蓉渝虽然都属西南官话，成都话更软，语句更长，女孩说话更嗲；重庆话更硬，语句更短，更直接。有些词语也不同，比如，成都说“加油”，重庆说“雄起”；成都说“不客气”，重庆说“不存在”；成都说“丢人现眼”，重庆话说“脏班子”。成都和重庆的餐厅名称也有区别，一隐一直，成都著名面庄的店名多有文学意味，而重庆的店名就直白得多，什么“眼镜面”“胖妹面”“老太婆摊摊面”之类。

　　《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细微区别。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

　　《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巴国多为穷山恶水，陡山险川。爬坡上坎，逢山开洞，遇江架桥，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巴人主要靠狩猎生存，和野猪老虎之类搏斗，所以巴人讲义气，耿直“干躁”。

　　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自古如此。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合州防线，连号称“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渝籍四川诗人赵晓梦就有一部长诗《钓鱼城》，吟咏这“上帝折鞭处”的故事，吉狄马加和我都为诗集写了序言。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出将”就不奇怪了。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荣臻等等都是一代名将。

　　和重庆相比，四川是一个大平原。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巴靠山，蜀靠水，蜀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千里沃野的天府之国。《蜀志》说：“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古蜀不仅有以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

　　衣食无忧，则文风兴盛，“蜀出相”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富庶的生活养成了休闲、安逸、绵软的风气。蜀地多出文人雅士，在文学上，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杨慎、苏东坡、郭沫若、巴金都青史留名。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

　　当今时代，地区的现代化正在吞食地区的个性化，但是相似性无法满足人们对世界的多样性、多彩性、多元性的向往。纽约成为纽约，除了它的现代化，还因为它的包容的文化品格；伦敦成为伦敦，除了现代化，还因为它的贵族的文化品格；莫斯科成为莫斯科，除了现代化，还因为它的艺术的文化品格。所以，成都文的、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刚的文化品格，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实现成渝共建一体化的经济圈的宏图里，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

　　川渝是中国新诗圣地

　　重庆，素来被称为“中国新诗的重镇”，诗歌界说，“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在重庆”。

　　对于重庆的印象，从来见仁见智。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成都著名诗人王尔碑就在文章里写道，重庆有三宝：火锅，长江大桥，中国新诗研究所。这是属于诗人的视角。不过，在繁荣新诗上，川渝的确完全可以强强联手，把巴蜀打造成举国羡慕的诗的天国。

　　四川有深厚的文脉，这里是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草堂的所在地。蜀人陈子昂、苏东坡、杨慎都是大家，“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现代，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蜀中五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就有三位：周克勤、王火、阿来。

　　李白以降，四川从来是诗的故乡。诗人杨牧、吉狄马加是全国文学奖得主，张新泉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新中国创刊的第一家诗刊《星星》每个月在成都出版上旬刊、中旬刊、下旬刊，团结了众多朋友。近些年，四川成功举办多次大型国内和国际的诗歌活动。

　　再回头看重庆，这里也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而奉节则素有“诗城”之称。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草堂，来到奉节（古之夔州），夔州有幸成为杜甫诗歌生涯的高地。他用心血和忧思写下的430首“夔州诗”，占了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成为杜诗的巅峰。

　　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三峡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以奉节县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这里劳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们的劳动生活里的音符。所谓“下里巴人”，正是这里的巴人所唱之歌。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下里巴人” ，应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提到的《峡中行者歌》。

　　唐代以后一直至清代，在全国流传的“竹枝词”的故乡也在三峡。“竹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原名巴渝舞，“惟峡人善唱”。而且，“竹枝”在巴地十分普及，“巴女骑牛唱竹枝”。

　　到了现代，重庆也是公认的新诗重镇。浙江诗人黄亚洲曾经有诗句：“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就在山城重庆”。吴芳吉是站在新诗和旧诗的交叉点上的拥有全国影响的重庆诗人。可以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旧体诗人，又是中国最早一位新体诗人。他的《婉容词》当年赢得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何其芳、方敬、杨吉甫、沙鸥、张永枚、梁上泉都是重庆新诗的早行人。新时期以来，傅天琳、李钢获得全国文学奖，娜夜、傅天琳、李元胜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家实体的新诗研究所诞生在重庆，研究所创办人吕进是全国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多届评委。

　　在诗歌上川渝是一个整体，不应分家，不能分家，无法分家，川渝新诗坚持的守常求变的道路就是几千年巴蜀文化传承的“稳健的先锋”之路。这里应该形成中国新诗的活跃之地，繁荣之地，荣耀之地，领军之地，川渝理应在21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据辉煌的一页。

　　（作者系著名诗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