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执导的《第十一回》充满了电影艺术的形式感，从章回小说式的分段讲故事，到舞台剧的展示方式，从多线条的杂糅到平行蒙太奇的混用，从人物关系横向的延伸，到信念、善恶等纵向的隐喻等等，影片确实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充满了复杂的艺术形式。
然而，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复杂就好吗？或换个问法，这个故事到底缺了什么？在我看来，缺的就是感人的力量。
电影缺乏感人的力量，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艺术形式的复杂价值。这一影片的基本定位就是黑色幽默。所谓“幽默”，就是小人物苦中作乐的喜剧；所谓“黑色”，就是让喜剧处于悲惨的故事情境之中。这种喜，掺杂在黑色的背景中反而来得更加绝望；这种绝望又在喜剧中呈现出来，有着举重若轻之感。《第十一回》虽然是喜剧，而且复杂，然而，就是不够“黑色”。
不够“黑色”表现在故事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手。影片在善良的人性背景下，追问“拖拉机杀人”事件的真实，只能是拖拉机刹车失灵，一切都事出有因，各有各的正当理由。善良的马福礼是为了面子说谎杀人，还是真的杀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悬念；李建设到底是小流氓，还是与赵凤霞两情相悦的有志青年，也没有什么异议；当然，在人性善的背景下，赵凤霞是主动勾引，还是在理性自控而后真情难自抑，答案显然也是后者。影片最后的选择再次证明了人性善的价值维度。
当这三个“戏中戏”的角色在这一维度统统获得开解之后，叙事层面的人物也由于善良的本质而失去了展现“黑色”的矛盾性。马福礼、金彩玲与金多多组建起的家庭成天吵闹，却始终没有核心矛盾。金多多似乎纯粹是为叛逆而叛逆，惧内的马福礼与外表强悍的金彩玲诸多的生活细节，不过就是制造喜闹效果而已。因此，两人在金多多驾驶的小车里温馨和解，没有那种经历强烈冲突与矛盾之后的心灵感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一再烘托的反面导演胡昆汀，在权势面前的卑躬屈膝，执导的话剧一改再改，与刚入剧团的青年演员贾梅怡搞婚外情，但是，故事的最后，他也从原本贪色、贪财、贪名的人性缺陷中超拔出来，居然为了真爱，舍弃了房产与财产，毅然与单纯的贾梅怡在一起。这种选择，无疑也是人性善良所决定的。
对于电影叙事来说，当一切只是误会，原来所有人物都是善良的，没有一个与正面人物进行势均力敌的交锋，或者缺乏一个真正威胁人们生存的现实危机、心理危机，那么，这个故事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这是因为，故事首先是一种表现人生的思想及其价值立场，即某种特殊的人生经验与智慧的媒介。电影故事就是能够撕开庸常的、连续的日常生活的事件。它的偶然性、突发性、个人性、尖锐性，甚至是人类意义上的灾难性，彻底打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常规行为，我们重新打量身处其中、但不自知的生活世界，反思在此基础上的意义价值。就《第十一回》来说，故事开头选择改编“拖拉机杀人”案件属于高明之举，代入感极强。然而，问题出在重提案件对当事人及其生存的世界却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相反，“马福礼不是杀人凶手，拖拉机刹车失灵”的答案不仅早就由人物吐露出来，而且得到家人、邻居的相信，而且，观众根据马福礼善良与呆萌的形象，也早就认同了这个真相。重提案件不外是证明早已被生活证明的结论。这是维护马福礼的生活状态，使得这个事件失去了撕裂庸常生活的连续性的功能。
那么，影片为什么重提拖拉机杀人案件呢？目的不过在于借此建立其叙事动机与情节的主体部分，即以“排戏”为核心事件，把马福礼的家庭生活与话剧导演胡昆汀的生存状态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叙事体。换句话说，情节主体借助人物基本的动机，以喜剧的方式交叉对比，呈现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活状态。马福礼的对手（试图“改戏”的障碍）一个个轮番登场。然而，这些人物其实都不是马福礼的障碍，这是一种平面的延伸，囊括世间百态，这种叙事结构已成经典。如张艺谋在1992年创作的《秋菊打官司》就是如此。然而，与《秋菊打官司》存在着强大的对手（村长）不同的是，《第十一回》在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平面地呈现世俗百态的情节结构，导致拟实与虚构的风格抵牾。内容的真实性在如此风格化、追求复杂的艺术形式中大打折扣，难以达到《秋菊打官司》等类似纪录片以真实动人的效果，在缺乏势均力敌的对手以及具有真正威胁的心理危机的情况下，黑色喜剧就成了一个“去势”的中年男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插科打诨。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设计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对手标志着故事的价值观。如果“拖拉机杀人”的真相，是马福礼发现妻子出轨，怒不可遏轧死了两人，那么，表现的就是非理性与人性恶；如果说真相是李建设勾引甚至试图强奸赵凤霞，那么就是对野蛮与暴力的批判；如果胡昆汀借助话剧导演的身份就只是玩弄贾梅怡，那就是对欲望泛滥、道德沦丧的批判；如果是马福礼个人叙述的真相阻止话剧的改编，故事就是标举同情平民的人文精神。因此，我们看到，电影中“排戏”的障碍一个个轮番登场，然而，似乎又不是真正的障碍。这意味着编导的犹豫不决，最后选择的都是最保险、最安全的价值观。如“拖拉机杀人”案件，只是刹车失灵的偶然性事故，与人性及其道德品性没有任何关系；李建设与赵凤霞的自由恋爱虽然悖逆普通的婚姻道德，但也更符合根本的人性；胡昆汀与贾梅怡的爱情，从现实层面保证了真情，从不道德的婚外恋最终回到主流价值观，修成了正果，证明了当下社会真情依然存在的理想主义。当然，同情平民的人文关怀成了阻止排戏的关键，更是一种安全的价值选择。
在这种强调艺术形式与个人风格化的叙事中，设置对手的思路应当不是遵守面向现实社会的关联性，而应走向深度的人性隐喻。如果非得用术语来分的话，那就是注重聚合轴的隐喻，而不是如《第十一回》这般强调囊括与之相关的社会百态。聚合轴的换喻修辞，显然更适合拟实风格的叙事。说得更具体点，影片在隐喻的修辞中，其实需要塑造一个与马福礼完全相异的对手。有了妥帖的对手，人性才获得了精耕细作的契机。马福礼之善正是因为征服了恶，才具有真实性，充分显示出善的力量；恶恰恰是因为善而存在，人性由此显得丰富而深刻。两者形成正反的镜像关系，合在一起来完成对人性的认知理解。没有了对手/恶，善就变成了遮掩问题、粉饰太平的伪善，失去了人性结构中的价值。更值得说明的是，复杂的艺术形式与充满个人化的风格，如荒诞的黑色幽默、夸张的人物性格、不合情理的心理反映等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建构文本特殊的虚构领域，能有效隔断对手/恶的现实指涉。如此叙事，确实不是以情感人，却以理服人，提示出基于人性之上的人生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热闹而幽默的《第十一回》宣扬了善，也缺了与幽默相关的“黑色”。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