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发掘记》海报

　　在民族复兴的时代大势中，考古作为连接当代人与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桥梁日益受到重视。今年3月，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大进展，一件件沉睡千年的精美器物出土，考古热再次席卷各大媒体。2021年，也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为纪念这一特殊年份，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联合三多堂传媒推出5集考古题材纪录片《发掘记》，与诸多猎奇化、悬念化，多关注器物与历史本身的考古题材纪录片不同，该片聚焦的是最朴素、最真实的考古人的故事。虽然相对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万众瞩目，纪录片《发掘记》的媒体关注度有限，但部分细心的网友还是给予“满分致敬”“真诚”“对田野考古工作人员的礼赞”的评价，豆瓣评分也持续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该片独特的视角选择和价值取向使然。

　　对考古人的关注深描

　　《发掘记》的出发点是聚焦中国考古事业、实现对考古人的关注，而非讲述一个迷雾重重的历史悬疑故事。因此，影片把考古发掘过程，同时也是考古人学习、作业、研究、成长的过程作为核心叙事脉络，而不是用当下流行的情景模拟等方式，重点呈现遗迹背后的历史故事。

　　为了体现中国考古涉及的时间范围之广、地理空间之大、工作环境之艰，创作者在选择考古遗址上可谓煞费苦心，5集纪录片中选择的发掘地分别为：新石器时期的平粮台遗址、春秋时期晋国贵族墓葬群遗址、秦汉时期栎阳城遗址、辽代辽上京遗址和甲午沉舰定远舰遗址，涵盖了史前、商周、秦汉、辽金、近现代5个考古研究的重要时期。同时，该纪录片系列中包含了田野考古与水下考古，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考古工作。

　　在人物的选择上，《发掘记》以考古人的不同成长阶段、不同岗位和不同人物关系作为“选角”思路。第一集把镜头先对准初出茅庐的考古系大学生，记录他们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实习，更记录下每一位考古人在初入行时的青涩、稚嫩、疑惑、犹豫、困难，但仍不减热爱、坚定选择的执着。第四集进一步讲述了考古人的成长历程，以年轻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苗轶飞、辽上京考古队的资深技师张林，和辽上京考古队领队董新林三个人之间的交叉对比叙述，展示了考古人从技艺生疏到技艺纯熟，再到自成一体的成长之路。三位人物可以看作是考古人成长的三个阶段，“成长”的秘密埋藏在三个人的故事链里。

　　纪录片的第二集和第三集则通过人物关系来讲述考古事业的代代传承。如第三集中，把镜头对准师徒关系，搭建了几对深厚的师徒关系，包括年逾古稀的考古学者、考古队前队长李毓芳和她的徒弟——现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刘瑞，刘瑞和他的徒弟——现考古队资深技师，以及技师和他们的“徒弟”——实习生。在第三集片尾，考古队领队谈道：“殷墟发掘了90年，它还在发掘，栎阳再挖个几十年也不会停止。”旷日持久的遗址发掘背后是老一辈考古人的坚守，是新一辈考古人的担当，是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棒。

　　除了结构性的人物关系建立，该片也不忘在考古人作业的田野间敏锐捕捉和勾勒人物形象及人物性格。如第二集《晋地深处》中，使用田建文的诗作另辟蹊径地为观众展现了这位考古人的丰富内心。诗歌与情节巧妙搭配，诠释了田建文处于繁忙中的从容、处于低潮时的无奈和处于黎明前的信心。早年腿部意外受伤的田建文腿脚不便却坚持走在野外考古现场，这一画面伴随着总导演刘军卫对他的诗作的朗读，人的价值之光在历史的考古旷野中盈盈发亮。

　　对人的关注，是纪录片的永恒命题。《发掘记》使“人”而非“器物”“事件”成为主体，同时历史并没有因此缺席，考古人通过发掘与研究实现了与历史的勾连和对话。在“发掘”的过程中，“人”在历史面前得到了凸显，考古人的真实群像得到形象化、立体化呈现。

　　对考古工作的价值呈现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不仅是对重要史料和物证的发掘，更是发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工作。该片的第五集《永不沉没》把重要笔墨放在了考古对象——定远舰的发掘与历史意义展现上。定远舰作为清朝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参与了黄海大战和威海卫保卫战。在被对方火力击伤后，为了不被俘虏，定远舰选择了自爆。

　　该片借助水下考古工作打捞历史，不仅仅有事实的陈述、有逻辑上的说理，更有情感上的激发与共振，使观众感受到定远舰残骸上凝结的血与泪、英勇与不屈，勾起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同时，对考古成果的意义解读，以及考古人精神世界的展现，在无形之中解释了考古人何以能在寂寞的海域上坚守、何以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下潜、何以迟迟不舍离开。而随着纪录片对考古工作价值的揭示，观众心中涌动起对考古学的热爱与敬意，在这一瞬间，观众的心灵与一线考古工作者的距离得以拉近。

　　对田野现场的近距离守候

　　从创作手法和美学风格来看，《发掘记》是对纪实主义的继承和发扬。创作者奔向田野、纪实化跟拍，注重现场发掘和发现，与考古人一同等待也许有、也许没有的出土遗迹，去掉了刻意的情节编排与摆拍。5集纪录片的叙事风格一以贯之，重视过程，娓娓道来，这让该片一定程度上损失了戏剧美学带来的紧张刺激，看似平淡无奇，但真实所带来的“颗粒感”却让观众领会到制作者的诚意和对考古的敬重——不干扰、不妨碍。

　　《发掘记》的执行总导演朱允在手记里写道：“为了不摆拍、不矫情，我们可是真的在考古现场生等啊。”“等”或许是纪录片创作最简单又最困难，但又最真诚的手法。该片关于“等”的创作思路，为《发掘记》的走向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却也无形中创造了一种基于现场的“静观”之美。该片的拍摄对象是考古工作和考古人，这组对象与纪录片本身产生了巧妙的呼应关系——两者同为现场的艺术、发现的艺术、过程的艺术。所谓《发掘记》，记的是“发掘”本身，而发掘的结果只是“发掘”的一小部分。影片对考古的纪实恰恰映照出了纪录片的本体性价值——即对过程真实和现场发现的重视。

　　在市场化、产业化环境下，部分考古题材纪录片过分追求“流量”，急于求成，往往走向两种误区。第一种是“过度传奇化”，为悬念而悬念，把考古过程演绎得如悬疑小说，并高度渲染出土的奇珍异宝，放大历史故事的传奇性，借机勾起观众的观看欲；另一种则是过度形式主义，创作者采用大量情景演绎成分，引入数字动画、网络互动、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手段，实则往往噱头大于本质，甚至部分仅仅是为了制造营销话题。这两种误区在本质上是“注意力经济”驱动下商业化叙事走向极端的结果。相比之下，《发掘记》可以称得上是一股清流，它所流露出来的自然、朴素、严谨、真诚，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价值选择。

　　可以说，《发掘记》以奔向田野、扎根土地的方式，塑造出了丰富立体的考古人群像，用氤氲着大地气息的纪实镜头展现了考古工作的历史和社会意义。此外，该片还涉及了众多与考古相关的社会和文化议题，如考古人的职业生存境遇、考古工作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众考古在中国的发展等。这印证了纪录片是发现的艺术，也是引人思考的艺术。

　　考古事业是伟大的事业，但考古人很多时候是被冷落的群体。2020年，湖南耒阳女孩钟芳蓉受到偶像樊锦诗的影响，以文科676分的成绩报考北大考古这一“冷门”专业，关于前途和“钱途”的选择，一时间成为媒体热议话题。在许多人眼里，考古作为一份职业，似乎和“钱途”无关，但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根与魂。希望《发掘记》不仅仅是关于发掘的记录，还是纪录片对一个职业群体的“赋魅”，吸引更多人关注和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

　　（韩飞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师、博士后，于欣彤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