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话剧的形式来说戏曲故事，近年来并不鲜见。前有台湾国光剧团的伶人三部曲《百年戏楼》《水袖与胭脂》《孟小冬》，近有风雷京剧团的梨园三部曲《网子》《缂丝箭衣》《角儿》，再如陈佩斯的《戏台》、李宝春的《杨月楼》，再追溯北京人艺的《关汉卿》《名优之死》，戏曲题材话剧敷演不算新鲜。其中，既有话剧团队出身借用戏曲故事，也有戏曲团队出身寄望话剧形式，前者往往想在中国传统里挖掘题材，后者往往想附着话剧形式拓宽受众，无论出发点为何，都要面临相同的问题：既需要在话剧手法中成立，又不能在戏曲表现上露怯，两者的平衡并不好把握。尤其是戏曲出身的团队来做话剧，很容易陷入一腔热血卖情怀的泥淖中，恨不得把对戏曲的热爱、对技巧的展现全都剖给话剧观众看，最终剧不像剧、戏不像戏，两头的观众皆不明其所以然。
因此，能先致力专心讲好一个故事的剧，往往能突出重围。《网子》如是，《戏台》也如是，很高兴此番《大徽班》又是这样一出好剧。
《大徽班》一剧看名字便知和京剧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四大徽班”进京有关。虽然“四大徽班”进京标志着京剧的形成几乎成为常识，不过对此事件也常有误读。都知道“四大徽班”是三庆、四喜、和春、春台，不过这些班子是先后陆续进京的，时间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一直到嘉庆年间。我们常说的徽班进京为乾隆皇帝贺八十大寿，实则指三庆一班。而后陆续进京的班社也不仅仅是“四大徽班”，只是因这四个班社在那时最为驰名而并称为“四大徽班”。当然，关于“徽班进京”这一历史事件，学界有所争议也不乏论述，不过对于戏而言，如何抓住关要，提炼出这个大的背景下的故事才是重点。这样的历史背景落到戏剧当中，必然是有虚有实，不能拿考据的眼光去一一对照，但在编剧的过程中又需要谨慎拿捏。
该剧的编剧姜斯轶是戏剧戏曲学研究者；导演闫锐是京剧科班出身，而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现为北京人艺的导演和演员。由闫锐来做这类戏，再合适不过，此前其自导自演《名优之死》，这次做《大徽班》又有更多有着戏曲背景的演员加入，显得更加自如一些。闫锐的多年戏曲科班经历，让他在面对戏曲题材的时候多了一分熟稔和信手拈来，而他在北京人艺的话剧导演和表演经历，则可以让他在创作的时候，不会一味地沉溺于戏曲表达之中，而是能跳出来以话剧导演的视角让这个故事作为话剧成立。闫锐也非常好地承袭了焦菊隐先生为代表的北京人艺民族化戏剧的传统，无论是排演还是舞美，都能见到浓烈的北京人艺的影子。正因为主创人员在制作中能够舍得下、用得活，这出戏在观感上既能让话剧受众可以放心观赏，也能让戏曲观众多有共鸣。
该剧敢于舍掉大段的戏曲演唱和“炫技”。戏曲背景的主创团队创作的时候，难免技痒，缺乏克制，总觉得不唱上一段或者不亮亮戏曲的绝活，就没有把戏曲的特色和高明展现出来。实际上，不是服务于剧情的表演，都显得尴尬和多余。而在这部剧里，没有成本大套的戏曲“炫技”，即便是戏中戏《四进士》的部分，也没有真的来演一段戏曲《四进士》，而是用戏曲表演加话剧旁白的方式来快速推动剧情，即便如此，笔者在观剧过程中也不免担心这段戏中戏过长，一直到最终这出戏中戏产生了整体戏剧情节的重要关节，把江凤桐这个人物推出来的时候，才赞叹这样的戏中戏真的是用得机巧、化得到位。
这部剧虽然克制，舍得下，但是用得活。尽管没有大段的戏曲挪用，但戏曲的元素被灵活打碎，在剧中俯拾即是，而且运用得当。夜奔的几句唱成了塑造人物的台词，皮黄、昆曲、梆子的元素，以及昆笛的伴奏，皆巧妙地糅在戏里。再如前面提到的《四进士》一出戏中戏，借戏中人的口告戏外人的状。又如《南北和》一戏，说的是杨八郎、四郎回营探母的故事，但这里借用《南北和》一题点出了京剧形成之初，南北融合、兼收百家，才有了后来的京剧。又如戏中江凤桐梦境中幻戏龙袍一段，演员刘宸运用自己的程式表演，将这一段演得出神入化，现场观众也是喝彩连连（话剧观演一般只在末尾或者换场处鼓掌，这和戏曲观演不同。而这部话剧，在演出过程中叫好，也是戏曲题材话剧观演中有意思的部分）。
最后，笔者想谈谈这部剧在架构上取舍，但可能留有遗憾的部分。全剧在编剧上舍去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而聚焦于小人物的故事推进和矛盾，虚构了“江南双绝”的凤鸣班主高凤岐、祥云班班主李云仙带着两班一路沿运河打对台进京，在京遇到困难，最终如何融合南北、发展戏曲、留在京城的故事。故事里面有皇权倾轧、有两班对垒、有资本矛盾，还有高凤岐和“清吟小班”石翠仙的感情线。其中，塑造最成功的应该是小人物江凤桐，从妒忌师弟使坏到付出生命相救，可怜可悲可叹却最终也让人生出几分可敬来。这样致力于人物塑造和故事描摹的取舍，让观众很容易进入，也很容易理解，但看完之后也难免有期待落空的感受。毕竟这部剧的名字叫《大徽班》，就像国光剧团的《百年戏楼》一般，这样的名字一旦打出来，观众对其的期待就难免有历史的恢弘气象。尽管《大徽班》在最终的段落上，有一段如贯口般倾泻而出的戏班和剧目呈现，但基本上就是这部剧关于这段历史在更大叙事上的全部展现了，其余则吉光片羽，难道万千气象。两班对垒、商贾之争、感情线索、小人物的转变，似乎跳脱了徽班进京的历史背景也能成立，在这个层面上，“徽班进京”的整体表达就显得弱了下来。当然，这样的平衡是很难把握的，但我们也能理解对于抱有如此期待的观众失落的感受。而在故事本身的编织上，似乎江凤桐的成功塑造反而让主角缺乏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矛盾冲突，配角成为了观剧印象中的“主角”后，主角的安放则略微显得无所适从。
当然，尽管此剧尚有缺憾，仍不失为一部完全成立的戏曲题材话剧，无论话剧观众还是戏曲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观剧的落脚点。从这一点上讲， 《大徽班》在戏曲与戏剧之间找到的平衡和呈现出的效果是令人欣喜的。
（作者系青年剧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