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改鱼在演唱左权民歌
初次听到刘改鱼的名字，是在1998年的11月。当时我正在旁听中国音乐学院为“明星班”开设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这门课。在讲到民歌部分时，授课老师姚艺君教授为我们播放了《亲圪蛋下河洗衣裳》《会哥哥》这两首山西左权民歌的录音。我记得当时在场的众明星以及我本人立刻被那酣畅、质朴、宽厚、泼辣并带有浓郁晋中方言的歌声吸引住了，大家都迫切地想知道——这么好听的歌是谁唱的？
课堂上，姚艺君老师为我们介绍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刘改鱼，播放的录音是20世纪50年代录制的。“难怪听起来那么有年代感！”我心里暗自想。于是，“刘改鱼”这个名字便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并且产生了刘改鱼等同于左权民歌这样的联觉反应。
硕士毕业留校工作以后的几年间，每当我在给学生们上民歌课挑选模唱作品的时候，刘改鱼老师演唱的左权民歌都是必唱曲目。2004年初，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开播，我受邀做了前60期《声音博物馆》栏目的音乐编辑工作。其中有一期我专门选择了刘改鱼老师演唱的《会哥哥》，并且按照栏目要求，还提供了歌曲介绍以及演唱者简介，虽然那时我与改鱼老师还未曾谋面。
机会终于来了。2004年8月，我受邀前往左权县，观摩由原文化部与山西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居然，在评委席上见到“刘改鱼”的名字,当时我激动不已，听了那么多年改鱼老师的歌，终于见到她本人了。于是，利用比赛间隙时间，我与改鱼老师邀约了一次长达4个多小时的深谈。
深谈中我了解到，改鱼老师1939年出生于山西省左权县南街村，这是一个民间艺术氛围非常浓郁的小山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改鱼老师自幼就开始喜欢唱歌跳舞。自六七岁有了清晰的记忆开始，她就时常跑到村公所的操场上，去听看村里组织的小乐队奏乐、唱歌、演小花戏。在幼小的记忆中，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民歌都给小改鱼留下了深刻印象，直至今天，改鱼老师仍然能脱口唱出《刘邓大军南下》《感谢共产党》《平分土地》等这些儿时听会的歌。
在家里，小改鱼还能经常听到妈妈唱的歌。她记得妈妈常唱的一首《苦相思》：“白夜里想你不敢吭，黑夜里想你吹不熄灯……”听妈妈说，这样的歌是妇女们坐在一起纳鞋底、缝衣裳时小声哼唱的，不能在众人面前大声唱。后来，村子里来了盲人宣传队，于是，听盲艺人们唱《土地还家》《樱桃好吃树难栽》又为她打开了新的视界。小改鱼听着、看着、记着，愈发喜欢，不知不觉已经学会了很多民歌，在不到十岁的年龄，就可以站在众人面前为大家演唱了。
左权县有个村子叫小会村，村子里人人都会唱歌。每当正月十五，村民们都会在村子里操场上垒上大柴火。大火烧得很高、很旺，附近张村、王村的人都聚到小会村一起围着大火唱歌跳舞，各村之间还要进行比赛。其中，有个叫郝玉兰的人唱得特别好。但见她站在火堆旁只唱不跳，专门为跳舞的人伴唱。童年时的小改鱼特别喜欢听年长她20多岁的郝玉兰唱歌，尤其喜欢听那首《劝夫卖余粮》。郝玉兰不但唱歌“有味儿”，而且她天生一副好嗓子，可以接连唱上一个星期嗓子都不哑。自从在小会村结识了郝玉兰，小改鱼就跟着了魔似的，郝玉兰走到哪，她就跟到哪儿。这样一来倒也引起郝玉兰对这个小姑娘的兴趣，问她：“你怎么老跟着我呀？”“我想跟着您学唱歌，您教我呗！”小改鱼操着稚嫩的声音诚恳地说。“那我唱，你听吧！”就这样，小改鱼和郝玉兰之间结下了师生缘。从那时候起，小改鱼一放学就去找郝玉兰学唱民歌，至今，改鱼老师还时常会唱起郝玉兰教她的《马莲开花在路上》《哭丈夫》。郝玉兰对改鱼老师日后走上职业歌唱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除了郝玉兰，年少时的小改鱼还拜过赵三珠为师。赵三珠也是小会村人，年纪与郝玉兰相仿。赶脚庄稼汉出身的赵三珠自幼患小儿麻痹，但他却有着“肉乎” (即厚实)的音色，那嗓音条件比现在当红的很多左权男歌手都好。小改鱼去找赵三珠学唱歌，开始赵三珠不愿意教，在他看来，一个庄稼老汉去教一个小姑娘家唱情歌，这实在是太有伤风俗了，会被村里人笑话。可是，有着执念的小改鱼捧着一颗初心不放弃，跟着他一起上山、下田、喂牲畜。那首脍炙人口的《会哥哥》就是赵三珠在放牛的时候教给小改鱼的，难怪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的录音，瞬间就感受到了歌中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和淳朴热辣。1955年，改鱼老师带着这首《会哥哥》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二届群众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受到首都观众的一致好评。也正是这首歌，让鲜为人知的左权民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北京城，飞向了全国寻常百姓家，这一次的演出成功也注定成为改鱼老师歌唱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当全国各地的听众还陶醉在左权民歌《会哥哥》那泼辣质朴的意境中时，改鱼老师却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1955年秋天，回到左权后的改鱼老师又想方设法联系上了在左权特别有名的民间歌手程计年。当改鱼老师当面表达了想学唱民歌的愿望时，令她意想不到的是程计年也不肯教她，理由很简单——依然是怕别人笑话。可是，青年时期的改鱼实在是太渴望学习了，于是，她如法炮制，整天跟着程计年，他推碾她帮他推，他扛麻袋她和他一起扛，他走到哪她都跟着。为了表示诚意，改鱼还特意买了两盒“顺风牌”香烟送给了程计年。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程计年最终被改鱼的诚意打动了，答应教改鱼唱那首世纪经典《桃花红杏花白》 。不识谱的改鱼把旋律牢牢地记在脑海中，把唱词写到随身带的小纸条上，很快，便学会了这首歌。改鱼问程计年：“您跟谁学的这首歌呀？”程计年说：“没有人教我，是我常年在外谋生，自己走在山路上时，一个人闷了、累了、伤心了、高兴了都要唱歌，看见什么唱什么，想唱什么唱什么。就这么一高兴顺口唱出了一曲《桃花红杏花白》。”程计年本是一个常年在外谋生的人，在当时也算是见多识广，他耳朵里听的来自天南海北的曲调多了，心里的旋律也就自然而然地丰富了。后来，改鱼老师成为了职业歌者，将这首歌稍作加工搬上了舞台，得到了程计年的认可。虽然程计年只教给改鱼这一首歌，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若干年后，这首《桃花红杏花白》成为了左权民歌的象征，也成为了中国民歌宝库中的世纪经典。
1956年，改鱼老师参加完山西省组织的“业余音乐舞蹈爱好者培训班”学习之后，受到中央音乐学院邀请去教授左权民歌。暑假返乡回到左权县，城关乡的刘乡长见改鱼回来了，就对她说：“闺女，回来了啊，再学上点歌吧！”于是，刘乡长就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路边教改鱼唱那首脍炙人口的《亲圪蛋下河洗衣裳》。虽然改鱼之前也学过，但是，真正形成个人演唱风格还是受到了刘乡长的启发和影响。那一次，刘乡长还教改鱼唱会了《咱(读zá)心里有伢(nià)伢没(mò)啦咱》 (即“我心里有人家人家没有我”，这首歌另外的名字叫《单相思》)。
青年时期的改鱼，还得到了左权县文化馆的杨凤鸣、杨子春、周左风、王俊儒等老师们辅导，他们教给她很多音乐基础知识。1955年至1956年间的演出和学习，为改鱼老师日后走上职业歌唱道路以及她个人演唱风格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56年，对于青年时期的改鱼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喻宜萱老师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提出办学应走“民族化道路”，喻老师到全国各地请老师(主要是民间艺人)来校给学生上课。就这样，从1956年的4月至7月，再到秋季学期开学后将近一个学年，改鱼被安排先后给声乐系、作曲系和民乐系的学生教授左权民歌。一个普通的热爱民间音乐的农村娃娃成长起来，她不但登上了舞台为人民群众演唱，还有幸走进大学校园给音乐学院的学生们上课，这对于刘改鱼来说是何等的荣幸。而对于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在读学生们来说，更大的幸运则在于学校对中国民间音乐的重视，这使得学生们得以有机会汲取民间音乐的养分，得到民间艺术家的真传，也为他们日后走出校门，从事民族化音乐创作和教学，探索建构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7年初，刘改鱼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工作结束了，于是，想申请继续留校进修学习声乐。但是，喻老师不同意，她对刘改鱼说：“我们好不容易请来了你这样的民歌老师，再往那方面训练成什么了啊！”于是，王昆、喻宜萱、高云三位老师一起商量后，决定把改鱼老师安排到中央歌舞团陕北合唱团（又叫“大姑娘合唱团”）。在合唱团里，改鱼继续发挥老师的作用，自己边学唱陕北民歌，边在合唱团里教唱左权民歌。1958年，受“反右”运动的影响合唱团被迫解散了。7月底，改鱼自愿选择了回到山西，来到了位于太原的山西省歌舞剧团（即现在的山西省歌舞剧院）。剧团领导和同事热情地欢迎改鱼回来，她随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排练和演出工作中。
1958年从北京回到山西省歌舞剧团以后直至“文革”前的那些年，演出任务特别多，改鱼老师每场演出至少要唱上10首歌以上，否则，观众不让下场。“文革”结束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内刮起了流行音乐风，曾经红极一时、备受观众欢迎的刘改鱼一时间被电视台导演视为“太土” “太山”“太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改鱼老师感到无以言表的失落和无奈：“地方不重视，中央不重视，左权民歌完了！”就这样，1996年，改鱼老师提前退休了，打算回家修身养性、安度晚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渐深入展开，民歌又逐渐受到了重视。随后，左权民歌开花调和小花戏先后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中，改鱼老师重又回归到舞台、回归到观众的视线中。于是，便有了我与改鱼老师2004年8月在左权的那次深谈。
2005年5月，我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建设”项目执行人，专程邀请改鱼老师携著名山西歌王——羊倌儿石占明来学校为师生演出并进行左权民歌录制工作。演出曲目十分丰富，包括《会哥哥》《桃花红杏花白》《亲圪蛋下河洗衣裳》《逃难》《红都炮台》《土地还家》 《新中国》《感谢共产党》《建立民兵队》《苦相思》等，首首都是经典。那一次的专家阵容非常豪华，有耿生廉（已故）、董维松、赵宋光、李西安（已故）、樊祖荫、乔建中、杜亚雄、陈树林等学者，他们给这场主题为“桃花红杏花白”的山西左权民歌演唱会以极高评价。
此后，便有了我与改鱼老师长达10余年的师生情、母女缘，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这期间，我持续关注改鱼老师的最新动向，并时常能看到改鱼老师应邀参加文化和旅游部、中央电视台等主办的各类演出，也时常能听到改鱼老师那热情奔放的歌喉，看到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舞台上的绽放。虽然青春已逝，容颜变老，但重返舞台的改鱼老师又找回了当年的自信，并随着演出日渐频繁，渐渐地也对左权民歌更有了信心，她对左权民歌的复兴和当代传承有了更加美好的期许！
2020年11月，我代表中国音乐学院学生社团“新山歌社”再次向改鱼老师发出了诚挚邀请。课堂上，改鱼老师耐心细致地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口传心授了她最具代表性的《会哥哥》《桃花红杏花白》《亲圪蛋下河洗衣裳》《建立民兵队》《摘花椒》《土地还家》等曲目。改鱼老师不愧为左权民歌的一面大旗，她演唱的左权民歌声美、情真、味足。她那来自太行山巅的歌声，饱含着人民心声的歌唱，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年轻学子们。
学生们纷纷表示：“当传统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今天，还可以足不出校园就能够得到刘改鱼老师的真传，真的是太幸运了！”学生们感动于改鱼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立足民间、躬身泥土、扎根左权的从艺精神，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已然成为学生们俯首中华大地、扎根沃土，用民歌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人文内涵、去书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新篇章的不竭动力。
（作者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