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在北京六部口邮局的玻璃柜里，第一次看到《电影艺术》杂志，喜出望外。上面的文章说着一些我不太知道的事，读起来很解渴，特别长学问。我立刻成了《电影艺术》的忠实读者。上面的一篇《卓别林四题》令我激赏，认为是《电影艺术》上最好的文章。作者叫“罗艺军”，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久，我的一篇影评被《电影艺术》发表，那是我的处女作。我到《电影艺术》编辑部找王杰老师，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坐着一位严肃得让人有点害怕的人，低头批阅着稿件。我谈了自己对《卓别林四题》的印象，问罗艺军是什么人。王杰老师脸上浮现出神秘的笑，往对面一指说，“他就是罗艺军！”一下子见到自己崇拜的偶像，使我有一种被电击了的感觉。罗老师不明所以地抬起头来，我连忙又说了一下对《卓别林四题》的印象，他谦逊地笑了笑。王杰老师向罗老师介绍，他说我就是那篇群众影评的作者。罗老师听后笑逐颜开，一扫严肃的表情。这笑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向罗老师谈到，“文革”中只看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著作，知识有很大欠缺。罗老师笑着用浓重的湖北口音说：“都用得着，不白学，不白学。”过了41年，罗老师当时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恍若昨日。

　　1980年12月第一天，我已经到《电影艺术》编辑部上班了。把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工人，从工厂的车间里直接调到电影界高端刊物的编辑部，在今天看也是太有魄力的事情。这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罗艺军老师是我的恩师。

　　1983年，编辑部通知我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余倩老师主办的电影编辑进修班脱产学习。在进修班里，我偶然听到两个同学谈论这个班的缘起，说罗艺军老师找到余倩老师，说像陈宝光这种情况的人，为什么不能到学院培训一下？于是余倩老师请示学院，办了这个班。想不到这个进修班还跟我有这么大干系，实在让我惶恐。可是，罗老师没跟我说过一个字。

　　进修班为我们请的老师，多是电影界的名家，讲的也不是编辑业务，大多是“电影是什么”的理论命题。同学们纷纷要求改名为“电影理论进修班”。沈嵩生院长皱着眉头不同意，只同意改成“电影评论进修班”。班长叶小楠帮腔说，其实“电影评论”比“电影理论”更高，因为“评”就是“批评”，“论”就是“理论”。他问沈院长是不是，沈院长不敢点头。我故意反着说，得实事求是，我们不要这个高的，就要这个低的。沈院长笑了，仍没同意。可是，在后来的结业证上，却赫然写着“电影理论进修班”。

　　进修班办了近一年，培养出了一些电影厂长、电影编剧、电影导演、电影评论家、电影剧本编辑等等，特别是著名电影导演赛夫，原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思维非常活跃，罗老师在《电影艺术》上撰长文研究电影民族化的问题。不久，编辑部召开全体会议，传达权威指示，对文章批评得很重，说是“浅入深出”。指示给我的印象是，电影民族化这个问题似乎是不值一谈的，只要是中国人拍电影，自然而然就是中国化的。但这么多年看下来，愈觉出罗老师当年提出这个理论命题的重要。差不多可以说，凡是好的中国电影，一般都是比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化的问题。我甚至想，如果罗老师就这个问题写成厚厚的一本书，那该有多好！它一定会传世的。

　　罗老师在《电影艺术》编辑部时间不长，就调到中国影协电影理论研究部去了。研究部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筹办“金鸡奖”的评选。我有一次在一个外地电影人的嘴里，听到“影协三面锣（罗）”的说法，好像闻名遐迩。我马上想到，其中肯定有一面“锣”是罗艺军老师。

　　听过无数次罗老师在座谈影片时的发言。他发言的次序一般比较靠后，语速比较慢，字斟句酌，尽量说得全面、公允、中肯。除了书卷气，还有对电影的深透理解，一望而知是做学问的人。“第四代”导演很重视他的意见，他们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吴天明导演的电影开拍前、拍摄中和完成后的座谈会上，一定有罗老师一烟在手、侃侃而谈的身影。

　　罗老师很有雅量。据我所知，有的老同志对他不算好，但他对老同志总是很尊敬，没有愠色。对我这样的小人物，他没有架子。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即使学术观点相左，也不会影响他对一个人的态度。《野山》得奖的那届“金鸡奖”，我第一次为《电影艺术》撰写评选侧记，毫无经验，也没把握，写完之后很忐忑。但把关的罗老师看完侧记，只让我改了一个字，把“拉开战幕”改成“拉开帷幕”，就通过了。在他领导下工作，有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

　　罗老师很有君子之风。在我和他无数次的相处里，包括在他家，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我们彼此都认识的人的闲话，也基本上没表扬过我。罗老师真有领导的样子，对组织内部的争论、领导之间的是非，统统守口如瓶。不该我知道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

　　那时候，在影协的中国电影口和外国电影口之间，好像隔着一个“楚河汉界”。彼此的业务各是各，人员也几乎不来往。但在“邵牧君追思会”不大的会场里，我看到了罗老师和夫人徐虹老师静静地坐在那里，开始感到有些意外，细想也不意外。听说影协“文革”后刚恢复时，成立过一个外国电影研究小组，罗老师和邵牧君老师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卓别林四题》应当就是这个小组的一个研究成果。

　　我觉得，罗老师和邵老师可以说是中国影协的双璧。他俩一个是中国电影研究的权威，一个是外国电影研究的权威。同时，他们又互相渗透。他俩都很有个性，观点当然不尽相同，但在他们之间没有“文人相轻”的倾向，倒是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味道。

　　几年前一次春节串门，罗老师问：“听说你写了《苏云传》？”我说：“是，都出了好几年了。”他说：“那你怎么没给我一本？”我说：“哎呀，拿不出手。”他解释说：“你要给我一本，因为我跟苏云共事过一段。”我知道，他说的是苏云在1985年后在影协当了几年领导的那段。我说回去后就马上送一本给他。罗老师还有些生气地自言自语，说出了书也不给一本。如果这也算批评的话，那是我记忆中的罗老师对我少有的一次批评。然后我谈起出书中的曲折，他眼睛很亮，听得津津有味。第二年春节串门，在聊天中，罗老师没有一个字谈到对《苏云传》的印象，却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你是我学生”类似意思的话。

　　我退休之后，有一次春节串门，罗老师说，他大部分的文章都是退休以后写的，让我退休后要珍惜时间，不要懈怠。我拿出册页请他题字，他欣然地说：“好，给宝光题一个。”他想了想，写下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字迹很隽秀。在他题字的时候，我望着那一个接着一个出来的字，明白他的殷殷苦心，在心里感叹：“您真是我的好老师！”

　　（作者系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编辑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