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考古”视野中的越剧史研究
作者:徐欢颜  来源:中国艺术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剧史研究呈现出两种基本思路:戏剧圈内人士的越剧研究主要在戏剧戏曲学范围内进行,他们将越剧纳入传统戏曲的脉络之中,对其唱腔、表演进行总结归纳。而戏曲圈外人士则主要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出发,探讨越剧作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剧种,如何参与了都市娱乐生活,及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所受到的来自政治的制约。在学者李声凤看来,无论是戏剧圈内的内部研究还是戏剧圈外的外部研究,虽然视角方法各有所长,但终不免存在视野盲点之处,她的研究则尝试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让越剧史的叙述话语与整个人文学界的关注连通起来”,以期带动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越剧史和戏曲史问题的讨论。

  李声凤的著作《在时代震荡的缝隙中生长:越剧改革与越剧独特审美的形成(1938-1958)》是她十余年来越剧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鲜明地体现了她的研究特色。李声凤聚焦上世纪越剧20年间的3次改革,在述史寻根中剖析越剧辉煌年代舞台实践的厚积与薄发,考辨越剧前进方向中越剧从业者所面临的取舍与选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与得失。研究者采用“文学”与“考古”的双重视野对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越剧断代史予以观照,创造性地综合运用文本资料和口述资料勾勒还原越剧发展演变的历史图景和时代风情。这一“温故”之举并不仅仅是翻检历史故纸堆,更重要的期许在于“知新”,越剧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3次改革经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为我们当下的越剧革新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戏剧的未来走向提供有益的思路。

  李声凤是越剧的铁杆粉丝和资深票友,在读书工作之余多次粉墨登场,扮演了一系列风流倜傥的尹派小生角色,具有相当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和组织演出的实践经历。此外,她还抓住一切机会向越剧圈内的师长朋友请教交流,因此就越剧研究而言,她是一个具有内部研究优势的戏剧“圈内人”。但究其学养背景,她又是一个经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具备规范学术意识但并未任职科研院所的“圈外人”。李声凤先后在北京大学法语系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对法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熟谙使得她的研究视野汇通中西,每每能发现常人所未见之资料,又能立足第一手史料的分析发新颖原创之高论,这种突出的比较文学研究能力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已有体现。“越剧改革与越剧独特审美的形成”这一越剧史研究课题本是李声凤入学之初就一心要做的博士论题,但各种因缘际遇之后她直到2013年才真正开始系统研究,2018年该书完稿才算是为10余年的越剧情缘奉上一份迟来的纪念物。“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本专著的问世饱含着作者的一片深情在内,在漫长枯燥的学术训练和受阻困顿的日常生活挤压下仍能葆有对这个越剧题目的热爱,并以数年如一日的惊人毅力和无比耐性坚持进行学术研究,不计名利回报地默默笔耕不辍。书名最后定题为“在时代震荡的缝隙中生长”,这不仅是该书所讨论的越剧改革以及女子越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艰难调适的真实写照,在一定意义上还是该书作者学术历程恰如其分的隐喻和象征。可能正是这种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艺术旨趣和人生态度,使她的越剧史研究不走寻常路,显示出别具一格的学术风格。

  在讨论越剧改革和越剧独特审美的形成问题上,作者经由中西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世界文学视野使得越剧史上诸多艺术美学问题能被放置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进行讨论,1937年之后正式进入上海的女子越剧最终从地方小戏成长为大戏剧种,并在20年改革创新中经由大量舞台实践形成了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审美风貌,越剧这一演进过程以及美学风格塑形均与当时当地的大众传媒、班社和剧团建制、观众需求的变更、政治话语的博弈等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密不可分。这种定点高远、相对开放的文学视野还具体体现在《在时代震荡的缝隙中生长:越剧改革与越剧独特审美的形成(1938-1958)》各章的文本分析中。在讨论1938年姚水娟越剧改革时,以新编剧目《冯小青》的第二十场文本为例,点出其不同于传统戏曲剧目的3个特征:其一,第一次在形式上摒弃角色行当作为称呼的做法,而代之以人物姓名,是西方戏剧思维开始渗透、取代中国传统戏曲观念的一种外化表现;其二,念白的比重远远超过唱段,这种“话剧加唱”正是中西两套戏剧模式、两种文本特征处于磨合初期未能达到水乳交融效果的表现;其三,以一个女性的悲苦命运为主题,且最后以悲剧告终,这种悲情戏是越剧以女性为本位的创作风格的开端,对此后的越剧创作影响深远。在讨论1942年袁雪芬越剧改革时,以1946年上演的《祥林嫂》为例比较分析鲁迅小说原作与南薇改编剧作在情节人物上的调整和作品立场的重大偏移。讨论上世纪50年代“戏改”背景下的越剧改革时,以芳华剧团上演的《宝玉与黛玉》为例,考察越剧红楼戏对小说原作的改造以及国营“华东”与民营剧团编剧创作中的差异所在。这些细节琐碎的文本分析往往最能显示出研究者的学术功力高下,若是没有强烈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者将囿于“见木不见林”的窠臼之中,而李声凤论述的精彩之处在于,能够以小见大,从文本分析延展扩散开来,立足剧场内外和舞台实践思考历次越剧改革的效果与影响。越剧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选择地接受京昆大戏的传统美学要素,还受到话剧的深刻影响,同时还有对于西方戏剧影视作品的借鉴和吸取,因此越剧史研究不单单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世界戏剧史研究的一个独特个案。

  李声凤在研究史料的开掘上,可以用“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两句诗来概括,而在史料的运用上又能够根据不同时段的情况进行比对和取舍,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利用文献资料进行知识考古,尝试尽可能地重构越剧历史现场。《在时代震荡的缝隙中生长:越剧改革与越剧独特审美的形成(1938-1958)》这本专著问世之前,她还编著过一本《舞台下的身影——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越剧观众访谈录》,上一本访谈实录中的部分口述历史材料,在这一本越剧史专著中与其他档案文献相互印证,揭示了越剧改革在普通观众中的接受反应。李声凤越剧史专著的另一大特色在于扎实详尽的附录内容,正文部分仅有10万余字,而附录则有7篇之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包括录音、录像等各种形式的越剧口述材料,1938年至1958年间上海一线私营剧团部分演出剧目,1938年至1949年间上海演出的部分越剧改编剧及其来源,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上海演出的越剧红楼戏及资料留存情况,现存越剧《红楼梦》开篇,1938年至1958年间主要越剧剧场简介, 1938年至1958年间部分越剧剧目说明书封面及剧目主创。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附录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耗费了作者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为数众多的内部文献和口述材料需要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才能获得。这些史料为此后的越剧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可能性,对于有志于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的后来学人来说可谓是功莫大焉。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不仅在于新观点的提出,还体现在新材料的发掘和新方法的运用上,李声凤的这本专著至少在史料运用上是无可挑剔的,为她的越剧史研究立论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李声凤对于越剧固守执着的热情和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研究路径,使她的越剧史研究著作兼具悲悯和宽容的情怀在内,虽然越剧的辉煌时代在她的书中经由文字重构复现,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如果越剧改革的宝贵历史经验能够被重新借鉴吸取,是否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的某个时段,我们又将迎来越剧新的辉煌时刻呢?

  (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