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来讲，学书首重墨迹、次碑石、次佳拓。墨迹不待言：唐代官至太子少师的张彦远，其祖上“三相张家”所藏经籍字画或相等于秘府，他的传世名作《法书要录》与《历代名画记》多取资于家藏。拓本也可学、可赏、可收藏：唐代弘文馆、集贤院设有专职“拓书手”，根据诠次的不同等级，将真迹摹拓和石刻拓本，分赐远近职官以表恩宠。据说颜真卿还得到过一个拓本。再到宋朝，宋太宗命王著鉴定内府所藏刻成《淳化阁帖》，现在看来有纰漏，在当时却只有二府大臣可获赏赐一套。由此，“碑石”分量就不难理解。古今学书，若能亲抚原石，想见挥运，以有所得，也会成为佳话。
提到颜真卿，据说39岁上，他任长安县尉，其书丹的《罗婉顺墓志》现世了，一时间围观者众。虽还未一睹真容，却让我回忆起前不久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观碑游学经历。另，本文中的“碑”非狭隘意义上的特指，墓志、摩崖、碣石、石鼓以及在场馆展陈的瓦砾拓片等，再或者盛放这些物件儿的山水风物也算——毕竟观碑不可能完全排斥摩崖、墓志等；游历若只限制自然风物而摒弃建筑场馆也不现实。所以，此处先抛开学术上的严谨，权且笼统观之。
观碑的古今之别
王羲之去北方观碑云云，记载简略。传为卫夫人的《笔阵图》中“蔡尚书邕，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的叙述逐渐详备。最有镜头感的莫属欧阳率更观看索靖所书古碑场景：“（询）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反，下马伫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像恋人站台送别般一步三回头，且还送了三日。此外，《衍极并注》里的记述更像神侠小说，说“蔡邕学书嵩山石室，得素书，八角垂芒，鬼物授以笔法”，但也同时印证了书法创作与师造化之间的冥冥关系……可见，古人学书，在荒村野落披斩榛莽，得千载以上之弃石，甄别并深以为宝，是频频之事。
时代演进，古今观碑游学存在很大差异。今之访碑问古，则多访“名碑”，还省去了筚路蓝缕的艰辛。交通与网络发达，印刷能力进化，因不够难得而少了视觉新鲜。且不说“抚碑涕泗”“三日不返”，已极少听说哪位学者，会徘徊终日对着一块碑石或某个局部着迷，更别说票友。另，金石学从清初到民国学科积累日益，今日野外碑石摩崖稍有点名气价值的，多被保护起来，轮不到学子“贴身”琢磨，一些国宝级“网红碑帖”，若想一睹芳容，排一天队看三五秒随即又被催促疏散，却成了常态。当下观碑游学的三大系统
国内外游学暂且分三大系统：一是专业学科类，多来自高校书法学科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名师名家团体，是在实践基础上或启发创作，或提升专业认知。二是大众团体抒发文化情怀的游玩一行，他们不见得只寻求书法文物的价值，也在乎景区风物及场馆知名度带来的出游体验；三是青少年儿童大美育游学系统，此类更多的是父母文化情怀的转化延续和民族文化基因的熏陶传承。所以，同在故宫，去石鼓馆和逛珍宝馆的受众不一样。
后两类人群观看心理有些许相似之处：如符合书写规律的甲骨、魏晋宋人手札、清华简、楚简、甘肃简、敦煌简等文物，本身体量很小。赶上人头攒动担心看不清楚，恰好观者寥寥又怀疑去的价值。但话说回来，既然是“游”的事，它还具备一个最简单的底线——但凡拍些人物风物照，也算“国潮热”下一件悦心事。
所以，黑也好褒也罢，除去个人情感体验因素，游学参与者，先要清晰前去游学的目的，又要明确自身鉴赏能力目前归属于哪个所谓的体系，以及又为了走向哪个体系的哪种等级；游学的发起方，则要具备对书法游学资源的专业甄选与分类能力，以及剑走偏锋故意去“不专业路线”的引导目的，才好各有所得、各自为安。那么，“专业”和“不专业”的游学路线，又是怎样的路线？
有无专业路线和必经之地
书法文化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唐坟边的弃石也常惹来爱莫能助的感叹。眼下专业角度的访碑观碣，有一条不成文的必经之路：北线走山东、河南、陕西，经泰安、曲阜、洛阳、西安、宝鸡，登泰山，游三孔，参观龙门石窟，考察西安碑林。南线走南京、苏州、杭州、绍兴、上海、西安、宝鸡，游历江南。还有很多高校常去敦煌重走丝绸之路。除了西安碑林、山东曲阜和陕西汉中药王山、邹城的摩崖石刻，还可以去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去陕西看“李思训”，去洛阳龙门石窟看造像刻石，去安阳的文字博物馆看甲骨文，去河南博物院看“袁安”“袁厂”，去新安县铁门镇观唐代墓志，去山东泰山读《纪泰山铭》，去甘肃天水观“西狭”“石门”，去岱庙学“张迁”，去曲阜寻“史晨”“礼器”“张猛龙”……
与之对应，广义上的书法游学不局限于书法，包括自然物象与人文景观。其目的为感受山川气魄：如近年新见汉刻，考古家意在文字，书家专心书艺，清人则兼之，故篆隶能得金石气，而非徒摹斑驳。此种意义上，书法游学没有必经之地，与书法关系近一点、远一点均可。
虽是个爱好“写字”，或就是个“写字”的，去看“公孙大娘舞剑”“公主担夫争道”；去看“鸟兽飞移”“夏云奇峰”；去看“锥画沙”“印印泥”“折钗股”“壁坼路”无不可。还可在山阴道上走走，想见王羲之言“如在镜中游”之妙境；又可效仿欧阳修《集古录》的积累和交游过程；还可跟随黄易去研究金石的行踪；去借鉴王昶《金石萃编》以金石证经史的思路；去追慕邓完白将山川混沌荒莽之气，融入篆隶羊毫长锋的大自在……但这些“无不可”的事，若先晓得它们什么时候发生过，并带来过哪些启迪才好，否则“游”得也不知所以。
游学的无门槛与观碑的有门槛
尝闻：江山无常主，闲者是主人——有能被关起来的风景，当然也有锁不住的河山，自然风物任谁都可游可观。但前文也提及，赏石观碑的人却有着千差万别：龟甲兽骨刻满的文字符号，挡不住目不识丁的谁，碾碎了当药引子；秦砖汉瓦浇筑出“长乐未央”至美至善的祝福，也招架不住拆打成断壁残垣的多舛命途；石鼓石碣，纵然凿痕里镶满黄金，也逃不过被“北边的骑马汉”抠掉之后，弃之郊野的荒诞闹剧……
再如，既是访“碑”，那么这书碑的人都是谁？又是否就是顶级的书法高手？这书碑人及其背后的东西，又跟当时的文化土壤到底有多大关系？王褒和赵文深之间各自成全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他是东晋王家后人。王褒在北周书坛无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其书法特长自然也定会得到重用。但崎岖碑碣之间，笔砚之役辛苦，却让他不堪负重，甚至悔恨不已地说：“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现在很多人听着矫情——这可是人人称羡的恩荣呐！与之对应，北周还有位出身庶寒的书家赵文深，后来每有题写碑榜之事，王褒就推给此人。不知其根源的会赞许王褒让贤，其实不过是高门与寒士之间对待书法功用立场的不同观点。王褒者，书迹是显示家学优赡、个人才华的手段，但却以“笔研之役”为耻；相反赵文深们，书法好是他的看家本钱，能被任用则深感荣耀。也因此赵文深书迹还能传摹至今，而王褒书迹却流传了了。后来到了唐朝，书碑人所处舆论土壤又不一样——当时贵胄皇戚，一朝仙去，家族立碑若请不动柳公权，甚至还会被认作不孝子孙。
能领略二三，便是书法游学的有门槛意识。也正是这些无限魅力的有门槛之处，才值得先学引领后学，常游常新，前仆后继。
“专导”专不专“野导”野不野
怀着“看不懂找讲解”心理的也大有人在。就延伸出“‘专导’专不专，‘野导’野不野”的话题。专业观碑者或雅集，或安静观看，对讲解需求有限，甚至嫌乌泱泱聒噪。专业团队的讲解又多由各自老师引导。相比之下，非专业团队或个人以及青少年团体更期待讲解，且常识性认为场馆中配备的讲解更专业。这种观点或可作为普遍性真理来看，但不绝对。一方面，旅游文案的记忆培训相对容易，专业知识的积累却难一蹴而就。专业讲解的过程是没有脚本的现场知识调动，信手拈来的游刃有余与记忆性背诵之间、重复熟悉性训练与知识储备的灵活传达之间很不一样。另一方面，同为“内部”，场馆招募的讲解志愿者是文博发烧友还是书法研究员，区别很明显。又随着世人审美能力的不断沉淀，有正常认知能力的成人与青少年，并不一定还喜欢早些年的“杂耍性表演”。
还以颜真卿《罗婉顺墓志》为例：该碑的历史价值与审美特征到底如何？其碑刻风格和在书法史上的位置怎样定位？它处在书家作字生涯的哪一时段？又是否能代表书家的典型风格？碑文内容的断句和诠释都存在哪些争议？书法本体留白的风格营造与线条呈现的空间质感，又如何印证颜真卿的学书路线……专业学术感与趣味带入性之间又怎样平衡，也是学问。
“野导”的问题还更复杂。诸人听说董其昌跑去很多地方当“野导”的趣闻，会明白“内部”与“外部”是互为源流和彼此补给的关系。但每个时代期待“赵孟頫”“董其昌”们的心情都一样迫切，而辨别和成全“董赵”的能力却很是尴尬得参差不齐。更有趣的是，类似“董其昌”般的“野导”，因为不具备场馆讲解“资格”，也被劝返的故事时有发生。另外，从书法研究的角度，除去大范围的宏观把握，有人爱钻研魏晋风流或北碑浑朴，也有人倾向汉碑古茂与造像敦厚。即使专业成“董其昌”，也不见得所有的“点”都擅长。
当“游”都成为一种学问，它依然只是个过程。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期待的，收获多否；我们在乎但未获得的，又释怀了多少。最后，无论游，还是学，健康安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