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磨难中奋起（篆刻）　高庆春 

　　2020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我们不得不闭门宅居，所有事情都停下来，有大把的时间可支配，刻印这件事自然可以静心来做了。从元月至4月，我集中刻了70多方，还写了《庚子春刻印小记》，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仰山雅集”播出及《中国书画报》上刊出。转而盘算着借此出一本新的印集。算起来距离上一本篆刻选出版已经快5年了，将这批新刻的印稍做筛选，连同近年尚未发表的共150方，就有了《听于无声·高庆春篆刻集》这本5年来铁笔朱痕的记录，同时记载了抗疫宅居这段特殊时期的难忘经历。

　　刻印这件事属“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是什么力量支撑我走到了今天？自己也未必能说明白。心地之初，全凭喜好，才有了岁月滋养中用刻刀呈现真实自我的举动，如今驱刀濡墨已成为我工作之余的生活常态，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入血液之中。

　　近读马一浮先生诗话，其中许多观点与书法篆刻学习的道理是相通或一致的，因而生发出一些联想。

　　传统篆刻所重“印宗秦汉”，秦汉的审美为儒家思想的反映，即崇尚“中和”之美；以战国文字入印的古玺印崇尚道家的开合聚散变化，讲究“阴阳虚实”之美，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而备受推崇。窃以为，对“阴阳虚实观”的认知和把握是包括篆刻在内的视觉艺术的灵魂所在。这是我近年来习书治印实践的心得。要实现这一审美理想，需要印内印外的不断积累和探索，要靠不断“悟道”才行。本集中所刻老庄名句不少，更重要的在于践行老庄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精神。

　　所谓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习气。艺术要有追求和个性，但又不可作茧自缚。我在早些年提出过“熟事要当生事做”，曾得到了刘艺先生的首肯。陈振濂先生也有“反惯性书写”的提法，我是在努力实践“反惯性刻印”。多年来形成的创作套路，如果按部就班很可能导致千印一面的后果，最终走向僵化乃至不可救药。常用的办法是调整思路、换个角度、逆向思维、搁置一下，总之急不得，文火慢慢来，往往就会刻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好印。

　　篆刻的篆法、章法、刀法，乃至做印法到底哪一个最重要？有时也因人而异，分阶段区分。本人书法擅长楚简类的大篆，也有人认为“书印统一”是我的特点，但我并非将平时的字法原封照搬入印，而是反复推敲打磨，以某一种审美风格定调后再上石刻制。这种“印化”的功夫往往耗费时间，有时一个内容举棋不定是常有的事。楚简文字线形多呈圆转之态，不加转化就刻根本行不通。篆法过于精熟可能还须通过变形等个性化手段，使之向“朴”和“生”的方向转化。但变形和刀技的运用也有度，即要把人为安排的痕迹降到最低限度，去除火气、怪气、浊气，以求《诗品》里讲的“俱道适往，着手成春”。这种自然朴素的境界是更高级别的追求，也是更难达到的高度。

　　陆放翁诗曰“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马一浮先生也说“作诗先求脱俗，要胸襟，要学力，多读书自知之”。当下之所以提倡文人篆刻，就是强调读书修为的重要性。读书作为字外、印外修养的必修课，对于一个印人来讲是重要的营养来源，也是一生都须不间断修炼的。读书的益处太多了，最直接的是印文内容的选择，乃至边款文人气质的融入，言之有物，潜移默化，涵养气质，陶冶性灵。毕竟篆刻是文人雅事，多读书就不至于使我们成为刻字匠。近些年购买了不少国学经典、文学诗词等书籍，得闲慢慢读来、细细品味，自觉曼妙无比，乐在其中。

　　生命有限，艺海无涯。一个成熟艺术家的最佳创作期也是有限的。当艺术追求达到一定水准后，心态的平和、生理的健康、寿命的延续，这些看似与艺术无关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吴昌硕、齐白石这样的大家如果不是颐享高年，那他们的艺术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吴昌硕晚年刻印边款里常记述“臂痛勉力为之”之类的状况，到八十多岁已力不从心了。本人庚子年连续4个月刻印，切身感受到东坡所言“眼花只有斓斑”、缶老的臂痛腕痛之苦，虽“不知老之将至”，生理的反应已不期而至。不免独自感叹，趁着体力、心态还好的年龄段，多创作些自己满意的作品吧！

　　说实话，自认为这批印没有太大的突破，精彩的也不多，不过是稳步向前过程中留下的印迹，当下状态的真实呈现而已。或许这就是积累，期许着下一次的突破。

逆行者（篆刻）　高庆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