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是当代人口耳相闻传颂的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记忆”。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记忆并非切身体验或家族传说，只是一句口号式的旋律，反复吟咏，朗朗上口。究竟这段战争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需要我们传达怎样的历史观给后代？都需要有文艺作品的接续、补形与铸魂，为这段历史作出注释与铺层，于是在202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年之际，播出了这部战争剧《跨过鸭绿江》。根据CSM索福瑞的媒介研究全国网数据，“《跨过鸭绿江》全剧平均收视率1.3%，平均收视份额5.89%，单集最高收视率1.73%，单集最高收视份额7.87%，高居全国同时段电视剧第一位。其中，豆瓣评分8.7，知乎评分9.0。除微博热搜置顶推荐外，相关话题的阅读量接近1.5亿”，可谓是在主流舆论场中全线飘红，并获得了跨越时代话语的代际认同。

　　接续：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像“断层”

　　从电影《上甘玲》（1956年）、《英雄儿女》（1964年）到动画片《谁是最可爱的人》（2014年）、电影《我的战争》（2016年）、《金刚川》 （2020年）、《英雄连》（2020年）、《最可爱的人》（2020年）、纪录片《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2020年）以及即将登场的电影《长津湖》（2021年）等，虽然中间断续也有涉及抗美援朝的影像作品，但大多落地无声，这个题材已经“断层”了近半个世纪。众所周知，一般电影只有90至150分钟的片长，难以全景式、多维度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史诗篇章，于是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接过大棒，并快速集结了各方面影像力量，既宏观呈现这场复杂战争的起因发端、政治博弈与战役场面，也细化了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到普通志愿军指战员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的群像，展现充满英雄气概、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历史，将祖辈、父辈的历史记忆在新时代继续影像承载，既接地气，又冒热气，令人心潮澎湃。

　　补形：志愿军英雄人物的具象传播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历史幕布上，邱少云、黄继光这些名字一直是从教科书的文本询唤建起的平面构想，虽然慷慨难忘，但由于缺乏具象，没有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印记”，而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弥补了这一缺憾，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还原历史本色，以阵地战、坑道战、穿插战、奇袭战等不同战役类型呈现：松骨峰上，范天恩率335团以百人之力、血肉之躯死守血战敌军；长津湖畔，100多位志愿军战士俯卧在-40℃的雪地上以生命化为英雄的“冰雕连”；上甘岭上，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冲入敌群的孙占元……还有银幕上年轻活泼的生命：21岁用血肉之躯堵住敌人地堡机枪眼牺牲的黄继光；26岁因任务潜伏、匍匐在烈火中一动不动的邱少云；28岁拿起炸药包奋不顾身冲向敌群的杨根思……《跨过鸭绿江》抓住青年叙事，去掉宏大平面的高光，丰沛呈现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在融入集体的“立国之战”中的“立人之战”，与年轻观众的内心期待相契合，建立起一种爱国护国、传承革命意志的“共同体美学”。

　　铸魂：影视是传承遗志、克服虚无的阵地

　　笔者在以往发表的《被编码的历史记忆——透析二战电影的影像继承论》一文中，曾提到战争电影作为银幕上的情感装置、共情的文化记忆和战争史观的承载者，通过影像编码，形成了易于植入的“软性意识形态”、充满争议的“历史变形遗产”和指涉未来的“现实政治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历史记忆仍处于不稳定的流变中，共同经历战争与保存记忆的媒介也在快速聚集、分裂和重新构筑，需要我们警惕在战争媒介表达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即只把历史视为一种无主体的偶然结果，仅强调个体性叙事，以个案展示、个体历史细节呈现来演绎整体历史。如果我们自身思想阵地不守牢，就会有美国拍摄的描述朝鲜战争的《绝不撤退》《钢盔》《满洲候选人》、描写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中国的《太阳帝国》以及越战系列，日本拍摄的“受害共同体”视野下的“二战新史”《男人们的大和号》（2005年）、《永远的0》（2013年）等占据主导影视市场。在别国的战争银幕视角下，“我们”和“我们经历的战争”会成为任由言说的“他者”，需要站在意识形态高度去审视看似只是“精神消费品”“娱乐产业”的影视作品。

　　在战争结束后，战争的记忆也是记忆的战争，未来的战争记忆将更多走向数字影像化跃迁，对“新战争史”的认知和继承部分来自于对银幕解码的能力，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历史可鉴”的影视表达，传承战争遗志，铸魂革命精神，让影像力成为当代战争历史传播的新驱动力。

　　（作者系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