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翻检旧报，知1984年冬四川盐亭出土过一尊宋代书法家薛绍彭（字道祖，宋神宗徽宗时人）过光禄坂所作律诗的书法刻石。薛诗曰：
光禄坂高盐亭东，清江直下如弯弓。
山长水远快望眼，少陵过后名不空。
当时江山意不在，草动怕贼悲途穷。
客行益远心益泰，即今何羡开元中？
题款24字：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二十五日，道祖再按盐亭，经光禄坂，留题顿轩。
诵之，大喜。因为薛诗追思的恰是老杜那首名诗，不但句句应对杜诗，首句“光禄坂高盐亭东”写出了光禄坂的位置，明白准确，正可析解杜诗一大疑点。
唐代宝应（762－763）广德（763－764）年间，杜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冬日曾作过一首《光禄坂行》。诗曰：
山行落日下绝壁，西望千山万山赤。
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
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
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
七律诗叶十七部入声韵，本不易作，加之追昔抚今的伤感，尤其是发端二句，写落日景观俨同法国画家莫奈（1840－1926）《红河谷》的手笔，老眼深情，摄景一色，着实动人，又“壁、赤”以入声韵诵之，声情并妙，故此诗多为历代评家看好。然而，读诗不能只作诵读，不明事理。光禄坂究竟在蜀中何处？参照古代评家之说，再翻检地图县志之类，却让古今读者糊涂不已。
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十注，曰“光禄坂在梓州铜山县”。按梓州（宋称潼川府），即今四川三台县；铜山，在杜甫居处三台县西部，即今中江县南九十里之铜官山处，是著过《文房四谱》和《续翰林志》的北宋书法家苏易简（957－995）的故里。奇怪的是，唐广德元年（763）秋杜甫已往阆（今阆中，在三台东北之愈远处）悼祭老友房管，冬日因“女病妻忧”遂返梓州（三台）。返途可西下经盐亭至三台，但不可能越盐亭、三台而不归家，却先至三台西部的中江，再往县南的铜山，然后再返三台。况且铜山归属中江，而中江今古史籍又查无光禄坂地名。那么，蔡梦弼说“光禄坂在梓州铜山县”，对吗？
至清代，乾隆五十一年（1786）修撰的《盐亭县志》又认定光禄坂在盐亭辖区。一则盐亭本属梓州管辖，介于阆中与三台之间。二则县东剑山南脉，确有“千山万山”之势，潼江环绕西麓，县志所谓“长坂里许”处极似为杜诗所称“光禄坂”。然而，地方县志自说自话，似也不似，总难服人。
按，薛绍彭在崇宁（1102－1106）初知梓潼路漕，曾光顾过实地。虽然薛、蔡俱是宋人，但亲历亲见者最有发言权。薛诗首句喝断，光禄坂位置在盐亭之东，则光禄坂是《盐亭县志》所称的“长坂”，应无疑义。
刻石上的书法颇合薛书“独得二王笔意”（宋代危素评）的神貌。若果无误，则杜诗“光禄坂”疑案终于可由薛绍彭此律诗书法刻石解矣。
薛绍彭此律诗书法刻石，不但追思了老杜，为老杜《光禄坂行》作评，而且纠正了宋代蔡梦弼之说，于薛氏而言，此功当属始料未及。又此诗不曾见载现今存录的宋诗辑集，薛绍彭此首佚诗借其书法刻石复得，亦足慰薛氏矣。
（1990年7月20日）
●真正的艺术品都有价值。譬如幽谷之兰，“不因无人而不芳”。
艺术品真实的价值，应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因无人问津而消失，也不因有人哄抬而飙升。
艺术品价值确实高贵至无上者，曰无价。无价，皆有价。譬诸数学，犹“无数”乃“有数”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如果标价虚高或是虚低，全凭红口白牙雌黄道来，在虚妄中不光毁掉的是艺术品客观存在的名声价值，也会毁掉客观存在的社会公道。
世上生而显贵，又洽得其实价的，的确太少。物运，譬诸人运，命数未必有定，但毕竟有知遇或见弃之幸与不幸。艺术品亦是如此。先不知遇，而后得人知赏，忽地身价百倍千倍，拱若珍璧，犹人之一朝得宠，鸡犬升天。幸也不幸，有时真地说它不着。
即使生而显贵，若遭遇埋没，天荒地老不被人知，亦是奈何。如同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撰书的《华清宫温泉碑》（有飞白书“贞观”二字）埋于粪壤二百余年，到宋仁宗天圣（1023－1032）初，才“自粪壤中发出之，再加刻而立于小亭”（见《说郛》卷三十七）。民众未必不知九尊天子李世民撰书的珍贵价值，偏偏战乱之中弃之粪壤，待宋代挖出，留拓之后，辗转来去，随后碑石又失，沧桑如此，足见历代文化之劫也。
若知遇幸得生前，一旦知赏，了却万般不幸，亦人生一大欣慰。倘若见弃一生，没有知己，逝后纵与它万般厚待，又便如何？法国画家卢梭（1844－1910）当过士兵和收税员，生前曾以画作赠人，说“留下吧，它们不久会价高十倍”，却遭到大家的嗤笑。结果在他逝后，画价翻了数万倍。画家卢梭把爱和恨都留在了巴黎，至死也没有离开过巴黎。但是，仰慕者能从巴黎郊区简陋墓地上萧疏的落叶声中，听得到埋没于此的卢梭的笑声吗？
李世民《温泉碑》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一说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敦煌石室曾经发现过的唐拓本，识者以为无价珍奇，然守室道士王圆唯利是图，贱卖与法国人伯希和，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拓本末尾有墨笔题书“永徽四年”（653，唐高宗年号）等十二字，应是唐拓无疑。李世民此碑行书笔势遒健，雄厚浑成，极似其《晋祠铭》，实属难得。无价国宝，失而忽得，得而忽失，加之天灾人害，幸也不幸，苍天有眼，奈何评说？
（1991年4月27日）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好借人书画临摹，归还时以假易真，友人厌其劣行，皆烦有责言。宋代周密《清波杂志》就揭露过米芾以赝换真的丑事，说“米老酷嗜书画，尝从人借古画自临，并以真、赝本（一并）归之，俾其自择而莫辨也。在涟水时，客鬻（欲售）戴嵩《牛图》，元章借留数日，以摹本易之而不能辨”。
戴嵩（生卒年不详）乃唐代大画家，尤擅画水牛，当时与韩干画马并誉为“韩马戴牛”。客人所售戴嵩的《牛图》，十分珍贵。米芾留借数日，临摹之后换下了真本，归还时对方当场竟然没有识破。
假的终归是假的。不久，那人便持米芾临摹画来“乞还真本”。米“怪而问之，曰：‘尔（你）何以别（分辨）之？’客曰：‘牛目有童子（放牛娃）影，此则无也。’”证据凿凿，米芾只得老老实实交出真本。
客人能将价值连城的戴嵩《牛图》借予米芾，这是诚信；米芾借画造假，并以假易真，这是乏信乏义，君子不齿。米芾自以为摹艺高超，贼不走空，没想到，这次栽了跟头。戴嵩画牛，活灵活现，居然在牛的眸子里画了个放牛娃的身影。此为造假高手的米芾始料未及。画家戴嵩的用心之妙，技艺了得，令人叹绝，而米芾作伪掉包，得逞不久即被人识破，也是天意不容的必然结果。
另外，检宋代周紫芝《竹坡诗话》，又可知米芾友人讽刺其惯作赝制的事，足见宋代当朝人对米芾易画劣行的态度。周说，米芾的友人杨次翁守丹阳郡时，恰米芾过郡，留住数日。因为“元章好易他人书画，次翁作羹以饭之（请他吃饭）曰：‘今日为君作河豚。’其实他鱼。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无疑，此赝本耳。’”杨次翁故意以“河豚赝本”当面讥讽米芾制赝掉包的劣行，哪壶不开，提了哪壶，米芾纵伶牙利齿，也没得话说。
上举二书乃宋代当朝人所著，引载论述俱确实有据，其中言米芾易画及杨次翁讽米芾事，信非虚撰。
古代斥作伪为“无行”，治处与奸诈等罪。《周礼》以五礼（祭祀之吉礼；婚嫁之嘉礼；待人之宾礼；战事之军礼；丧葬之凶礼）“防万民之伪”，也要求万民克己复礼以正风气。
作伪有关道德品行、社会风气，必须防治。防治，当不论雅俗贵贱，绝没有大腕作伪则属“痴颠”，小民作伪则属“奸邪”，读书人偷书不算偷的歪理。
后人见爱米芾书画，爱致意昏眼紈，往往识不透其“痴颠”后面的过分精明。评论者未必不知米芾“好易他人书画”的劣行，但为尊爱者讳，言不及疵，或者故意视而不见，将其“无行险伪”概以“痴颠”掩盖之，也属混淆视听。
高手作伪，可无罪乎？
公评者应当无讳，也应当无畏。作伪害人，罪不可恕，这是公理。不管什么背景什么理由，以不良手段偷易他人书画珍宝，统属小人行径。如果你爱米芾，可以举“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为之诔祭，为之招魂，但对米芾制赝掉包的勾当，却不可不知。
痣痦，在情人的脸上也是痣痦，不会是花。
（1992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