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于2008年的新加坡电视连续剧《小娘惹》 ，首次以“娘惹” （移居东南亚的华人与当地人的女性后裔）为主人公，聚焦这个既有中华文化传统又受南洋水土滋养的女性群体，从独特的历史和地理角度切入娘惹们的传奇人生，展现了命运与时代的丰富关系。这部剧更是创造了当时新加坡电视剧的收视奇迹，甚至掀起了整个亚洲地区的“娘惹热” 。
12年后，由郭靖宇导演的《小娘惹》，起用了原版的编剧和主要演员。全剧中最亮眼的，除了经典再现的女性成长故事和家族命运，便是娘惹菜、娘惹糕点、娘惹服装、娘惹婚俗等与娘惹息息相关的东南亚风情，层层交叠成为一幅幅高辨识度的视觉画面。
对于郭靖宇来说，讲故事是他的“拿手戏” 。在观众看来，郭靖宇的作品具备一部优秀的“大河剧”应该具备的所有要素，家国情怀、复仇历险、痴情爱恋、宅门内斗等张力十足的戏剧冲突赋予其独有的故事性和时空感；而对于郭靖宇来说，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特别是在观众已经谙熟各种题材的剧作套路之后，如何不断创作出新的故事，制作出能够站得住、传得开的好剧，成为超越自身的瓶颈。而事实上，突破这一瓶颈并迅速使郭靖宇的电视剧创作形成个人风格的，是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理解和运用。从2010年至2015年，先后亮相荧屏的《铁梨花》 《将军》 《我的娜塔莎》 《打狗棍》《红娘子》 《勇敢的心》 《大秧歌》等电视剧得到观众的肯定。郭靖宇以抗日战争作为传奇人物命运书写的时代背景，把民族危亡时刻华夏儿女的报国热血与他们的传奇命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烈而丰富的戏剧冲突。他一方面用人物的传奇经历满足观众对于故事的“陌生化”需求，另一方面把爱国情感和民族自尊——这种深沉而恒久的情感嵌入叙事结构，既满足了电视作为媒介的消费属性要求，又彰显了电视剧作为精神文化产品所不可或缺的审美功能。
家国理想是中国人最真挚的情感寄托，也是最崇高的理想追求。把跌宕起伏的情节、错落交织的矛盾和各方势力的争斗寓于其中，成为郭氏剧作的一大叙事策略。 《铁梨花》中的徐凤志从一个盗墓贼家的女儿阴差阳错地成为军阀赵元庚的姨太太，性格刚烈坚韧的主人公时刻想逃出生天，却在日军侵华国难当头的时刻选择不计前嫌，与几乎毁掉自己幸福的赵元庚携手抵御外侮； 《红娘子》中玉屏梅家大少奶奶的真实身份是红军女战士王小红； 《打狗棍》的主人公戴天理带领热河民间组织“杆子帮”锄奸惩恶，最终走向抗战； 《勇敢的心》中的霍啸林、赵舒城虽身陷家族纠葛且革命信仰相左，但都为中国的解放献出了热血和青春。从剧作本身而言，这些生动可感的形象和颠沛流离的命运，完成了观众对于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想象和印证，体现为高收视率和持续的观剧热情；从接受美学方面论，文化因素的介入使真实感人的主人公形象、传奇的人物命运、强烈的戏剧冲突具备了强韧的精神支撑，哪怕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哪怕对于故事的体验和理解各有不同，当文化作为一种稳定的民族心理把创作者、作品和观众凝聚到同一个频率，抗日没有成为“雷剧” ，救国不再沦为“鸡汤” ，电视剧在认识、教育、娱乐、审美方面的社会功能才能得到相对综合的体现。
必须承认，作为视觉表现的艺术形式，电视剧创作对文化要素的需求不仅体现在思想内涵的表达上，物质层面的民族文化展示和具有符号意义的独特文化景观是文化在创作中的重要表征。因此，在移动互联的读屏时代，文化赋予视觉表达的辨识度往往比镜头运用本身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铁梨花》的传奇故事发生地是晋陕交界的黄土高原，剧中多次展示了粗犷雄浑的西北地貌； 《打狗棍》为了最大限度还原热河当年风貌，一比一重新搭建了三道牌楼、丽正口、影壁等标志性建筑。这些文化代码厚重的历史、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不仅为人物群体的塑造提供了厚重的底色，其镜头本身就充当了一种媒介，不仅把神秘幽深的宅门、鳞次栉比的牌楼和破败沧桑的码头等意象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向观众推送，同时也传递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建筑审美倒映在文化心理上的译文。
2018年郭靖宇导演的《娘道》播出后，高收视和低评分把剧作推上风口浪尖。剧中瑛姑苦难传奇的一生，诠释的是中国传统女性甘于奉献、无我无求的优秀品质，歌颂的是“生而无求，哺而无求，养育而无求，舍命而无求”的伟大母爱。然而，一边是电视机前中老年观众居高不下的追剧热情，一边是网络终端年轻一代对于剧中“重男轻女”等价值观的强烈吐槽。从文化呈现的角度，收视与口碑的两极分化体现出的不完全是电视剧创作风格和制作水准的问题，更是剧作的文化呈现由剧作内容向传播介质转移的问题。换言之， 《娘道》所弘扬的母爱和孝道抚慰了电视机主流受众（中老年）心理的同时，无论从创作方的创作行为还是客观的播出效果看，该剧都没有开通与网络主流受众（青年）进行交流的有效途径。诚然，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自身的主流受众群体，这就决定了电视剧创作不仅要注重文本之内的文化蕴涵，更要研判影响其传播的介质在不同终端的“审美公约数” ，实现价值和审美的跨屏认可。
无论是《铁梨花》 《红娘子》中的爱国情怀，还是《娘道》中的忠义孝道；无论是《将军》中的棋文化、 《打狗棍》中的武文化，还是《大秧歌》中的秧歌情结，在弘扬深沉厚重的中华文化的前提下，穿行在网络时代的不同终端介质，才是文化呈现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小娘惹》这部以上世纪30年代南洋地区娘惹命运为主题的剧作，不仅书写了三个华人家族的纠葛兴衰，也通过人物命运的浮沉诠释了善良包容、向往自由、勇敢柔韧的中华传统文化，讲述了故事和命运背后滋养哺育着一代代华人后裔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翻拍《小娘惹》取得的收视成功离不开优秀的原版故事，离不开厚重的华人文化，然而，中华文化扬帆出海的国际形势、三代娘惹追求幸福的不同表达、美到“溢出屏幕”的民族符码都暗合了巴赫金关于话语意义的阐释，也满足了不同传播介质对文化呈现的调式与节奏，是传奇剧创作对于文化呈现的一次成功的、有益的尝试。
（作者系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