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怀兴的剧作《新亭泪》 ，将目光转向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当代反思，向经典作品汲取滋养，提升评剧剧种的文学品位，努力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和精神诉求，此举可谓有胆有识。评剧《新亭泪》根据郑怀兴同名作重编而成，导演王青统领主创团队精准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在匠心独运的戏剧情境开掘中，着墨主要人物性格、情感、意志及命运，大胆放飞艺术想象力，在表导音美丰瞻的表现领域自由驰骋，让古典美学精神与现代艺术手法水乳交融，成就了剧作写意诗化的美学品格。

　　神之在兴：历史剧创作体裁赋比兴

　　《新亭泪》是一部随兴所至的历史剧。上世纪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痛定思痛的社会思潮中，郑怀兴以深邃的目光审视东晋“王敦之乱”的史料并有所发现，这段民族历史恰与他的内心经历契合。年轻的郑怀兴与一代大儒周伯仁悲情邂逅，“伯仁含冤”令他撕心裂肺地痛，古代士人胸怀黎民百姓大义献身的壮怀激烈深深撼动了他，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让他高山仰止。

　　郑怀兴抑制不住内心激情涌动，怀着一颗悲悯的心向周伯仁投以“同情的理解” 。他兴之所至夜不能寐，剧中几个人物早已呼之欲出，仅用11天伏案疾书一挥而就，历史剧《新亭泪》横空出世。郑怀兴以现代意识引领创作思维，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顿时震撼剧坛。

　　《新亭泪》以沉痛的笔调揭示了东晋小朝廷坠入生灵涂炭的至暗时刻。剧作精心铺排内忧外患、雪上加霜、皇权岌岌可危的情势下，忠臣与奸佞生死博弈的场景，深刻诠释了正义之光终将战胜邪恶的真理。“同室操戈相煎何太急”的主旨提炼，渗透着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历史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封建皇权专制制度犀利的批判，也传递出创作者对历史、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感悟。

　　古人云“赋实而兴虚，比有凭而兴无据，不离字句而有神存乎其间，神之在兴者什九，在赋者半之。 ”若深究“兴”何以能“不离字句而有神存乎其间？ ”盖因“兴”体剧作创造的隽永意象，能激发读者的想象亦能加深观众的领悟，能够“立象以尽意” ，可产生言此意彼的神奇效应。

　　郑怀兴自述：“如果我没有经历十年浩劫，怎么能强烈地渴望国家安定？怎么能强烈地痛恨制造动乱分裂的民族罪人？怎么能深刻地理解周伯仁忧国忧民的襟怀？怎么能对他的命运发生深切的同情？又怎么能对他神往心驰，与他一齐醉，一齐醒，一齐长歌当哭，叩问苍天；一齐挥泪抚弦，召回正气？ ” 《新亭泪》体裁非“赋”非“比” ，属“兴”体之作。创作者对周伯仁爱之深、痛之切，“对他的命运发生深切的同情” ，甚至“对他神往心驰，与他一齐醉，一齐醒，一齐长歌当哭，叩问苍天” ，乃“神之在兴” ，谓之历史剧神品可也。

　　戏剧情境：“拷问灵魂”的“人性实验室”

　　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提出，戏剧不仅是对人类真实行为的具体模仿，也是人们依照想象所设计的人在各种情况下的境遇。有人界定，戏剧是人类推想特定情境中其行为可能性的有效方式，剧院则是人类灵魂和人性的实验室。存在主义哲学家、戏剧家萨特创建了“情境剧” ，将戏剧人物置于极端情境中。他认为每个人都被情境规定的命运所牵制，要靠自我行为选择展示性格特征和人性内涵。萨特名剧《死无葬身之地》乃妙用戏剧情境开掘人类精神世界的范例。

　　大量实践证明，判定戏剧有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非外部世界矛盾冲突的尖锐激烈。而有无突发事件，是否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物关系中，构成强有力的戏剧情境则更重要。戏剧情境关注人物内心冲突，总是把人物逼向两难境地，甚至直逼人物内心隐秘。事件、环境和人物关系三要素共同支撑起戏剧情境，仿佛将人物置于雷管密布随时会被引爆的陷阱，不断增强的各方压力逼迫角色积极行动起来，或采取越来越艰难的冒险抉择。能否“在戏剧情境中把握人的生命活动” ，取决于能否找到让灵魂显影的富有活力的情境。而能否将人物推向不同寻常的人生处境，推向“拷问灵魂”的特殊情境，开掘出具有深刻生命感悟的“人性实验室” ，则直接制约着作品的人性深度、历史温度、文化厚度，以及艺术价值的高度。

　　《新亭泪》极端化戏剧情境的构建颇见功力与灵性。剧作家在东晋小朝廷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中，在晋元帝司马睿、丞相王导、吏部尚书周伯仁、征南大将军王敦、镇北大将军刘隗等相互猜忌、刨坑下套、人人自危、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中，把周伯仁推向充满悬念、紧张尖锐的戏剧情境。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独善其身，乃古代士人心仪的价值理想。既要效忠皇室力保江山社稷又要权衡个人得失，士大夫难免陷入自我完善与社会责任纠结的两难处境。周伯仁灵魂受到逼迫，生命受到窘困，在近乎残酷的人生境遇中鞭挞自我、拷问灵魂，在与君王朝臣数次交锋与较量中，迸发出自我性格的火花，释放出特殊的人格力量，终究焕发出夺目的人性光辉。剧作家在独特的人物关系编织中，在历史人物性格、情感、意志的撕扯及生活细节的铺排中，悉心触摸他们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勾勒出鲜活真实的人物个性与命运。

　　《新亭泪》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步步惊心，剧名嵌一“泪”字，道尽人间沧桑。创作团队寓抚琴、醉酒、谈玄、渔父等意象于诗化舞台，旨在开掘人物灵魂。更有一只翱翔天地间来去无踪影的仙鹤，幻化出渴求解脱羁绊让心灵自由自在的梦境，颇具象征意味。主创团队让心理现实主义手法携手浪漫主义笔法，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现力。

　　第二场戏，丞相王导一家百口性命是否该杀？引发一场激辨剑拔弩张，打响了一场攻心战。朝堂上晋元帝、周伯仁、刘隗三人立场迥异暗自盘算，剧作家将笔端对准人物潜台词，角色内心独白十分清晰，矛盾冲突紧张尖锐。周伯仁正话反说、虚虚实实，晋元帝不动声色、善恶莫辨，刘隗包藏祸心、旁敲侧击。老生、小生和净角三个行当对峙，三个角色彼此紧咬一触即发，把戏剧一步一步推向高潮。恰似京剧《沙家浜》 “智斗” ，生旦净三人背躬的经典场面，紧紧攫住观众的心。

　　第四场，周伯仁对酒当哭的情节展开简直淋漓尽致。晋王朝的覆灭在于王室猜忌、政治挤压、庸人当道，在于昏君司马睿不能知人善任。周伯仁痛哭流涕悲愤难抑，在痛心过往的新亭把酒慷慨激昂、言之凿凿俱已往事如烟，在痛心真正的东晋名士荡然无存的残酷事实。“魏晋时期，政局混乱不堪。士大夫‘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得不遁入醉乡。貌似玩世不恭，实则忧国忧民。 ”置身特殊的戏剧情境，周伯仁的醉酒当哭，他的借酒佯狂，深得剧作家“同情之理解”或“理解之同情” ，不惜整场戏挥洒笔墨，揭示人物情感世界与心路历程，抒发角色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极度苦闷与纠结，宣泄周伯仁个体生命的孤独与寂寥，将其丰富复杂的内心幽微剥茧抽丝、掰开揉碎、一点一滴坦露出来。

　　“诗，言其志也” 。这场戏好似一首抒情诗，在行云流水的舞台调度中，充分抒发人物的情感、意志和心境，泼墨周伯仁在人格坚守中的两难抉择，渲染他面临生死深渊的灵魂挣扎，痛快淋漓地涂抹出人性赤诚的纯真色调。周伯仁酒醉梦乡，偶遇半人半仙的渔父，打问兴替盛衰之道，渔父直言不讳“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但其内心仍遵从正统儒家价值观念，由于“出世还是入世”的选择备受煎熬。剧作家巧妙虚构渔父，实为伯仁自我内心投影，渔父即角色的第二自我。聆听渔父高论顿时警醒，自责“此身已许社稷”“枉食民粟，愧对忠魂” ，酒醒一反常态即刻入朝护驾。真正的勇士敢于战胜自我、实现精神升华。剧作家深刻阐释了古代名士高尚纯粹的精神境界，表达出真切的敬畏之心与仰慕之情。

　　第五场戏，刘隗虚与委蛇一番，花言巧语骗取晋元帝信任趁机潜逃，暴露了奸佞宵小刘隗的狼子野心，“清君侧是假，觊觎神器是真” ，也清晰地凸显了司马睿的昏君面目。朝堂上王敦部将追问内侍刘隗去向，周伯仁挺身袒护晋元帝，毅然承担罪责，竭力维护皇权，力保江东百姓安宁。他不惜自污清名、引火自焚，慷慨赴义、血洒新亭。东晋“王敦之乱”这场闹剧终以悲剧收场，幕后合唱“同室操戈尚未休，九州战乱三百秋”尤其意味深长，留给观众无尽的回想与慨叹。

　　精神使命：古代文人生命立场的坚守

　　郑怀兴秉持“文学就是人学”的创作理念，严格遵循艺术创作规律“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力求在人性复归和心灵感应中把人还原成“人” ，让笔底流淌的人物与自我生命融为一体。郑怀兴不仅关注历史事实本身，更擅长将史实转化成人物情感意志，将笔触探入人类灵魂深处，开掘人物情感世界和心理空间。郑怀兴创作的一系列历史剧，题旨聚焦传统文人价值理想、精神信念和气节风骨，倾情塑造出周伯仁、傅山、于成龙、海瑞等鲜活饱满的艺术形象。 《新亭泪》表层叙事演绎昏君无能东晋王朝行将衰亡，深层意蕴则瞩目文人士大夫精神使命和生命立场的恪守。

　　或问，何为真正的文人？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可作答。当代戏剧理论家王评章对此曾作深入探讨。他援引明末顾亭林“亡国亡天下”之辨，精辟论述“文人”的真正涵义，是有文化精神和文化使命的人，他认为“中国古代文人在治世不断继承和丰富传统文化精神、时代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在乱世则竭力保全与坚守，既是承诺也是担当。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代都会推出这样的代表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脊梁、社会精神与心灵的集体依附。但这样的人并不世出，他们是长久照亮时代、历史、人心的人。他们的权威性主要来自文化精神的尊严，来自文化真理的力量，以及时代人心的孚望。

　　明末顾亭林“亡国亡天下”之辨，论述“亡国”只是政权易性，本位文化依旧，“亡天下”则是政权与本位文化都被颠覆，陷入亡国灭种之灾。回眸20世纪初叶，严复曾言：“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未真亡。 ”严氏所论“国性” ，乃数千年教化与浸渍形成的文化精神，为代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属性，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他把“国性”视为国家存立的根基，大力推举传统经典是人格和国性教育的丰富资源，倡导以民族文化精神教化浸渍广大民众，极具警示作用。当代人是否意识到，传统经典的永恒魅力正在于：关注社会最本质、最深层的话题，即精神价值体系建构问题？严氏所论“国性”与顾氏“亡国亡天下”之辨，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理念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赓续、传递和积淀，传递出共同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意识。

　　郑怀兴感佩古代文人心忧江山社稷、照拂百姓安宁的高尚情操，艺术地再现魏晋名士的文人风骨，引发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同频共振。我们期待文艺创作探寻人类精神世界深处，让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新时代精神完美契合，让传统文化浸润下的价值理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顺畅对接，为当代人的心灵输送更加丰厚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