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东平  北京评协理事、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授

　　1983年柯尼卡胶片推出一个广告叫做摄影乐趣不言而喻，推动了中国的摄影热，伴随着改革开放摄影开始兴起，中国的大众文化也是在这样的图像记忆之下产生的，经历了从“摄影乐趣”到“快乐摄影”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下的摄影逐渐成为一种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一味地注重对象，却从不建构自己，像北京胡同怎么拍都有拍摄指南和攻略，还有“颐和园十七孔桥什么时候去拍”等等，我们越来越缺乏创作主体的独立意识与建立在艺术史上的创新精神，图片“养眼”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文化危机。

当代摄影早已不再是传统审美意象辅以传统工艺与技巧表现诉求为特征的摄影，它已俨然转化成了基于摄影的当代文化景象的必然呈现方式，也就是说，摄影的内核与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只有严肃意义上的摄影才能更加贴近艺术的本质，摄影不只是记录，更需要以摄影的方式去发现和创造，作为艺术的创作者必须有自己的准则，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追求，并且要切记，艺术作品之瓜只能结在人类艺术史的藤蔓上！

　　虞晓勇  北京市文联理事、北京书协理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

　　我在对北京书法近百年历史的梳理过程中发现，从民国以来北京书法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有很多名家巨匠，在他们的艺术表现当中最重要的特点有三个，即重礼崇文、典雅纯正、富于包容性，这三个方面支撑着北京书法形成自己的特色，体现自身的文化地位。我们的书法如何服务这种定位，从京派书法进行挖掘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种挖掘、宣传和光大对于整个城市形象有很重要的提升。

对很多艺术门类包括书法来说，关键在于美育的传播，从书法角度我们的责任有三个：一是书法美育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当我们看到雷人的书法表演，甚至看到某种字体变异状态的时候能觉得它美吗？包括媒体也有导向问题，媒体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俗的，要通过传播让人们学会欣赏书法之美；二是美育包含着价值观的培养，通过美育教育使人的人格健全；三是提升整个社会的艺术素养，书法在当下除了对作品的展示之外，还应该利用书法的元素来体现传统的人文品位。

 

　　卢蓉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电视剧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城市发展的标志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北京，我们有了不起的伟大建筑，还有经济的增长，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同时，还有一个内在尺度，即人性、精神、心理层面的看不见的指标，艺术创作和艺术评价更多的是用这把看不见的尺子来衡量的。我理解就是城市写作的心灵视野，指的是创作者对社会内在尺度的敏感度、穿透力和表现力，是创作者的审美思维、生命意识，是作品的超越性和诗性思考。文艺作品体现出来的城市内涵是跟人的主体、心灵、人性层次密不可分的，优秀的作品一定是能看见这座城的。

当今的城市创作，首先要形成对人与城市关系的思考，捕捉到城市的独特性格，挖掘出人际关系变动背后的行为逻辑；第二，要用心灵视野展现人和城市的生命连接，创作中既要有光明有向往，也不能回避痛苦和不堪；第三，要在新文明里呈现时间的纠缠，在创作中体现光亮与幽暗的并存、传统和现代的交织。

 

　　徐秋  中国评协理事、中国杂协理事、中国文联杂技艺术中心原副主任、 《杂技与魔术》原副主编

　　杂技是一种以表现技巧为主的艺术形式，从1950年开始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进入主流文化体系，在随后的近70年当中，杂技始终在舞台艺术化方面进行努力尝试。北京在杂技舞台艺术化方面有着两面性，一方面是由于北京人才济济，全国各地的优秀杂技人才聚集于此进行表演创作，北京的杂技创新比较多见，很多时候也引领了全国杂技的发展；另外，北京的杂技也有保守的一面，北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杂技最出挑的东西并没有发生在北京，像第一台杂技剧诞生在广州。正是因为北京有它中正平和的一面，北京的很多杂技剧是在大圈子里的精耕细作，在艺术和技艺的处理上是非常精美的，比如中国杂技团的《一品十三绝》 ，展示了转碟、球技、飞杆、软钢丝、对手顶等十三项绝技。

　　当下，杂技艺术的不足是太过于用别人的东西来补充我们自己，无论是编排还是杂技理论，都是在用别人的语言说杂技的话，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