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启宏（国家一级编剧）

　　搞戏剧创作一定要有真性情。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读者、与观众分享自己的心里话。创作者有真性情，对生活、对人性有自己深沉独到的感悟与发现，并且愿意敞开心扉与大家平等地交流，创作的作品才会在读者群观众群中引起会心的共鸣。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真情真识真趣，否则，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一个好的剧作者，多半兼具诗人的率真与深情，他与社会流俗不一定合得来，但一定有一个自己的“内宇宙”存在。

　　真性情除了与人天生的禀赋有关，很大程度上源于后天的艰辛磨炼与独立思考。一个很少独立思考、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多半缺乏真性情。而一个学识渊博、对社会人生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人，则往往有自己独立的操守与趣味。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多读多思。我的恩师王季思先生当年就告诉我，搞创作的人必须博学，要努力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还要磨难中悟出真知。我非常尊崇的戏剧大师曹禺先生，也说过剧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没有渊博的学识，没有对宇宙人生、社会百态、人性人心的深刻洞察，没有从长期反思中得来的深邃思想，就难有触动灵魂的东西融入作品的形象与情感中，也就没法写出好作品。

　　但是，有了真性情，只是具备了搞创作的一项基础条件。艺术创作并不完全是直抒胸臆，也不一定是“我手写我心” 。对于戏剧编剧来说，一定要懂戏剧规律，要按规律办事。创作符合艺术规律，就有可能成功，否则必然失败。那么剧作者如何掌握戏剧规律呢？以我的体会，一是要深入学习历史上那些经典的戏剧理论，二是要从经典名剧中感悟戏剧规律，三是要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摸索戏剧规律。这三者缺一不可。在经典理论上，我是下过一些功夫的。比如李渔的《闲情偶寄》 ，他讲的“立主脑” ，我非常赞同。曹禺先生讲的“必演景”的戏剧主张，对我戏剧创作的启发也很大。必演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必需的场面和高潮。一个剧作者，在创作之初，脑海里往往是因为有了“必演景” ，才有进一步创作的动力。很多时候，剧作者可以从“必演景”开始构思，也就是先思考全剧最精彩、最能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场面，然后再往回写。一部戏前面的积累、铺垫，往往就是为了引出后面的“必演景” 。

　　其次，在读经典名剧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作品具有双重结构。我认为戏剧确实应该具有两重结构，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要讲故事，要有戏可看，要使观众从视听感官上获得愉悦。深层结构一定要有超越流俗的不一般的发现，要有比较丰富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含量。让不满足于表层结构的观众，有堂奥可寻，有奇观可赏。学者专家往往从深层结构会看到闪光的圭臬，或者听到引发其思考的天籁。这里所谓“闪光的东西” ，也可以看做是作品中的“诗意” 。戏剧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文本的“诗意” ，在于作品中那种“诗的意境” 。在故事之外，一定要有一些很深邃的意象闪烁其间，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说不清道不明的意韵或“禅机”存在。当然，这种东西归根结底来自作者的真性情。

　　再次，作为编剧，我觉得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似更可贵。我受马克思“怀疑一切”的精神影响，觉得戏剧创作也是需要点怀疑精神的，尤其需要反抗某些大家习以为常的教条或成见。文学艺术存在的价值，除了以情动人、以情立人之外，更多在于以作者特殊的深思与敏感，去反思、质疑甚至叛离那些有可能压抑人、束缚人、摧残人的枷锁。艺术最终要服务于全人类的解放。

　　每个剧作者在创作之初，都可能怀有这样那样的希望，但到最后多半会失望。就像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推石上山一样，他每次拼尽全力把巨石推上山顶，但随即巨石就滚落了下来，他又必须重新推石，慢慢地他把这种劳作当成充实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甚至当作一种享受、一种生命的需要，于是每天周而复始地干。我们中国的精卫填海、吴刚伐桂、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的神话，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对于剧作者来说，这种精神几乎是必需的。它构成一个剧作者真性情的内核。有了这个内核，剧作者才能有定力，才能不受任何外在诱惑的影响，而用一生心力去做好一件哪怕是徒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