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鲁迅是一个有强烈文学批评意识的作家，批评活动与创作、翻译在他那里是一体化的。他的一些杂文，也带有文学批评的意味，文字里有幽深、旷远之思。他的文学批评范围很广，可以说，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在一个空间里。

　　面对复杂的文坛，他一直不忘现实精神，直面问题，且用力很深。在新文学出现的时候，培育新苗与扫荡旧物中，其眼光出离了士大夫的视域，敏锐中含着精神的深邃。

　　鲁迅话语里有着对于陌生化表达的敬意，词语也带有鲜活的灵动感。他善于在感悟里提升理性的能力，遂把思路引向高远之地。比如言及京派作家作品，从宁静里看出顾影自怜的韵致；在左翼作家那里，礼赞了生猛的现实感里的“越轨”的笔致；而在引介苏联版画与德国左翼版画时，呼应着审美意象里的超越性情思。他的批评不是附着于对象世界的絮语，而是有鉴别、有求疵、有引领的思想凝视。

　　鲁迅翻译了大量文学批评作品，尼采的文本、托尔斯泰主义、弗洛伊德思想等，并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野，也很好地运用了其间的资源。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期，能动地运用这些思想面对新时代新的问题。在内容与形式、大众与精英、现实与未来等方面，说出别人没有的见解，左翼文学因之而获取了内力。比如，他一直警惕概念对于存在的简单覆盖，他关于革命人与革命文的思考，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都接近文学的本质，这些已经是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

　　古今对读法在他那里比比皆是。从文人的辞章看出古老的幽灵，提醒作家与艺术家不要被旧俗所囿。当林语堂等人沉浸在小品文的趣味里时，他指明古代的小品并非都是“吟风弄月”的散步，并以唐末的风气为例，谈到写作者与时代的关系，且强调古人“并没有忘记天下” 。当象牙塔的学者大谈陶渊明的“静穆”时，鲁迅则从古代墓志和诗文读出诗人的沧桑感，从古人的被遮掩的经验看出今人认知的片面。在批评界，鲁迅的古今互动的叙述，增强了文本的历史厚度。

　　推陈出新意识在他那里一直是一个很强烈的冲动。他看重冯至的诗歌创作，提携萧红、萧军等小说家，对于版画界的年轻人，也有过审美的引领。在给白莽诗集作序的时候，赞美了另类的审美意识，他用热情的批判眼光，流出对于新文学的期冀。

　　在鲁迅那里，先锋性与革命性是被一体化处理的。他介绍了大量先锋性艺术，对于达达主义、表现主义、现实主义都有介绍。他把苏联版画与德国版画前卫性的东西引入中国版画界，直接催促出中国人自己的新艺术。思想的鲜活与技巧的尚达在他那里得以较为完美的体现。进步的文学艺术，是不恪守于旧式文人的惯性的，在鲁迅眼里，总要向认知的极限挑战，非滑动于平庸的思维里。在他思想最为激烈的时期，对于文学艺术的介绍都具有挑战性。他对于超常思维的肯定，就把精神超越性的一面呈现出来。与同代左翼作家比，他的见识和视野都走在前面。

　　鲁迅的批评语言呈现出洋为中用、灵思诗化等特点。他巧妙地化开古文思维，借用域外辞章的特点，把散点透视与逻辑思维有趣地交织起来。比如，在为《绛洞花主》写的序言里，以飘然之笔点出《红楼梦》真趣，把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点评欧洲文学的句式和汉赋的句子连接起来，中外辞章的韵致流动在鲜活的句子里，成为批评中的经典之句。这种化用，有借鉴，有冷观，亦多奇思。

　　鲁迅的批评实践带来的启发，学界研究得还很不够。涤故更新，在今天显得异常重要，这里不仅仅是知识结构的问题，也有精神境界的问题，后者显得尤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