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如何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挥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价值观、文艺与市场、文艺的内容和形式、文艺家怎么为人民服务。进一步说，放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放到中国走近世界中心、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语境中，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做什么”“如何做”还需要下大力气认识和把握。而已故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经历了多方面的检验、积累了充分的经验、摸清了艺术的规律，解决了艺术人生和人生艺术的诸多问题，成为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她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都成为今天社会，不只是文艺工作者培根铸魂的人生养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审视闵惠芬艺术的历史价值和在新时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四力”的要求。联系基层的脚力，目的是走得正、走得实、走得久；明辨是非的眼力，目的是看得清、看得透、看得远；端正思想的脑力，目的是想得全、想得细、想得深；书写情怀的笔力，目的是写得好、说得好、演得好。“四力”以“实践论、辩证法、思想论、方法论”来促进文化界的思想洞见、本领锤炼和工作标准，回望闵惠芬的艺术之路，何尝不是以“四力”主动去实践和实现，对文化强国建设有着针对性、启示性作用。
>>脚力，即“走得正” ，以“真善美”奉献观众，这是闵惠芬艺术的人民性
“只要有演出我都去” ，这是闵惠芬为人民服务、服好务的座右铭，哪怕是“三无式”的演出，即没有委派、没有邀请、没有报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服好务是她的原则。作为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服好务是她的神圣天职。闵惠芬的一生就是这几个字的真实写照。
要做到这点，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闵惠芬的精神境界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中，做到了认识上追求真、意志上追求善、情感上追求美，使艺术彻底为人民、为社会服务，形成了长远性、全局性、主观性、客观性的统一。闵惠芬说，“我常常主动去体验老百姓内心的感情，他们崇高的心灵是什么，我去追寻，我要去代言” 。她说，“我背着二胡走遍天下，结交了国内外千千万万的知音，我没有虚度，我没有气馁，而是义无反顾地一步一步攀登艺术高峰，为文艺百花的盛开播种、耕耘” 。闵惠芬以“走得正”的脚力启示和教育后人，因追求真善美的人格，才有真善美的作品、才有真善美的实践结果。
为人民服务、服好务是闵惠芬天天揣在心头的大事。她知道基层观众爱听什么，尊重大众的审美选择，哪怕是俚俗小曲，她都放在眼里、搁在心头、攥在手上，不择条件地一遍又一遍地拉得津津有味。比如在甘肃定西，一个极端干旱的荒漠地区，闵惠芬吃着咸菜，自带录音机放伴奏带为乡亲们演出；安徽利辛的隆冬，她心中惦记着治河的农民，执拗地提出到一线慰问，她被冻得脸部肌肉发僵、手指发疼，农民兄弟把她团团围住，越围越紧以抵御寒风，闵惠芬掏心窝地连拉八曲，琴声温暖、感天动地；在西北镍矿矿区，为了让每个工人兄弟都听到二胡，她不辞劳苦，在主场与大乐队演出后，主动一个矿接着一个矿地连轴演出，一把椅子、一把二胡就是装备，那坝子里、房顶上的成千上万的人欢声雷动；在浙江的一次露天演出中，人们打出大横幅“爱民乐就爱闵惠芬” ，更是直观地反映出她的人民性和代表性。
她把音乐普及到儿童，将音乐会变为故事会，边讲边拉。
她的信念是“凡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去演” ——哪怕有一次观众只有13个人。
闵惠芬身患癌症，仍然咬牙坚持演出，有一年演出达228场，常常是一天连演4场拼下来的，这是怎样的为人民服务啊，这一信念已驱使她宗教般地舍身奔命。闵惠芬用脚力行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用走得正、走得深、走得远播撒了以文化人的种子，用服好务实现了她艺术人民性的责任担当。
>>眼力，即“看得透” ，体现在闵惠芬艺术的声腔化，即拓展歌唱性的新领域
眼力使闵惠芬看透了二胡的本质，即歌唱性，因而发展了它。歌唱是人心、人性的需求，是音乐艺术应遵循的原则。经验告诉我们，一门艺术要永葆青春，就必须变革，而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 ，需要用“守正创新”的方法，既守正（就是固本） ，更创新（就是出其不意） 。
创新的声腔化源于对我国戏曲的研究，闵惠芬看准了这一“最中国”的舞台样式，从唱段切入，研究出“唱”是由“人物”内心的“愿望”开始，否则是“无病呻吟” 。她避免了从内到内——只有情绪，或是从外到外——只有形象，把“唱”这种外部活动与内心活动统一起来，终而“唱”出角色的语言感、音乐的流动性、戏剧的人物化。这一戏剧思维的建立，使她“跳进去”像演戏一般将自己扮成一个事件的讲述人，设身处地、富有感情地唤醒人们超越现实、改造自身的能力，这是看得透的眼力带来的戏剧声腔化和声腔器乐化变革，既是对戏曲的音乐化再造，又是对二胡的歌唱性拓展。
以上是从艺术方面看。再从声腔化的文化价值看，它固守了中国人的宗姓。文化艺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如何保障文化上自己“基因”的独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固什么基，上层建筑必须牢牢把握。要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改革创新，是进行“国产化”创新，来更新“中国模式”“中国方案” 。声腔化扎根中国，恰好做到了这一点。现在看来，不得不叹服闵惠芬眼力的透彻性。
>>脑力，即“想得深” ，从创作和首演的选题看闵惠芬艺术的时代性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但往往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脑力。闵惠芬绞尽脑汁，其“主旋律”和“多样化”的作品，以时代需要来画像、立传、明德，进而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她的选择是“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 。在创作、改编和首演的作品中，不论历史题材或是现实题材，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其40多首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引领，代表了时代的先进性。
以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1981年）为例，作为二度创作者，闵惠芬与一度创作者、作曲家刘文金心灵相通。这首时代巅峰之作，将浪漫主义，即理想的胜利推向极致，更以“心有多大，天就有多大”的有我之形来化无我之境。长城之上，君临万物，她的第一弓即捕尽五千年沉浮，又以绝无仅有的生死体验，“拉出我第二条生命” ，以血肉之躯再筑弓弦长城。
内容为王，这是想得深的脑力对题材选择的胜利。题材的问题就是看法的问题，你看到什么，是你心头在想什么，不论大题材、小题材。写作就是写人，写意、写物也是写人，戏剧性、抒情性都是揭示人的内心，挖掘内心的深度。艺术家如果将自己对题材的典型性变为观众的普遍性，而且典型性越是独特，普遍性越是广大，那么艺术就取得了挡都挡不住的成功。终极地讲，艺术是公共产品，是表达人心共有态度的。而什么是中国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呢？作为中国在世界的独特例子——长城，当然是全世界瞩目、全民族认同的不朽题材。写长城，实质上就是写中华民族，既写这个民族的物质象征，更写这个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文明高度，通过写历史沉浮、版图更迭、生命牺牲来守望雄踞东方、九州华夏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纵情讴歌伟大的中华民族。即使在新时代的今天来看， 30年前的这一脑力决断仍具有划时代的生命力。再以新中国成立70年的纵深看， 《长城随想》把新中国民族音乐推向历史的高度。
神韵，是《长城随想》的核心。闵惠芬曾说道，“ 《长城随想》那思潮滚滚的激情和柔肠寸断的心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是那样地贴近、那样地吻合，那样地让人引起共鸣。只要循着乐思的发展去挖掘其深刻的内涵，依据我们民族的音乐思维去体味妙处，当能不同程度地悟示一种精神来，这精神便是民族的神韵” 。闵惠芬继而认为，“唤起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用音乐的力量去激发中国人自尊、自强的志气” 。回头来看，这种自信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高度吻合。更难能可贵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泥沙俱下、盲目崇洋，使得民族文化被消解，甚至遭到嘲笑，舞台上谁敢拉二胡都快要被轰下去了。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不屈的赤子之心，更是弥足珍贵。
>>笔力，即“演得好” ，以“情、气、格、韵”的方略形成了闵惠芬艺术的典范性
为人民服务、服好务，是要靠真功夫的。闵惠芬演得好的突出功夫，一是“情” 。艺术是人类感性的最高峰，艺术必须用感性的、感情的、丰富的、让人相信的形象去让观众先感动、再感染、最后感化。所以，“情”是感性的根本。二是“气” ，在天形气，精神成气。把哲学之中的气韵和美学中讲的气质并举，使音乐在浩然正气中，气象万千、气贯长虹。三是“格” ，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布莱希特的“表现”派、梅兰芳的“虚拟”派综合起来的“角色感”将演奏“人物化” ，将审美引向悦神悦志的规格、以文化人的品格。四是“韵” ，生地气、合音律、致风情，在直接体现的乐感中，包含了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丰富的生活姿态、文化特征，是音的浓度、乐的醇度，韵能“醉人” 。
“情、气、格、韵”是笔力的具体细化，是演得好的方法，是为艺术感染力服务的，目标是塑造音乐形象，是闵惠芬二胡艺术的灵魂，也是神韵与内涵的支柱。这一艺术境界的生成，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闵惠芬以此为法并“打出一条新路” ，最终形成正剧般的范式，不容置疑的“国”字体现，因这一特色而形成了她的时代现象、艺术典范。这也是判断“笔力”即演得好不好、怎么好的命脉。
今天，闵惠芬离开我们5个年头了，她的生命意义究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人生苦短，唯有艺术才能延续生命的长度，唯有一心去抒写人民，人民才会世代抒写你，从而生命永续。
刘光宇（重庆市歌剧院院长、著名二胡演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