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是源流，它在传承嬗变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原本的系统；它不是“过去”或“未来”的代名词，而是奔腾不息的自然、历史、社会之脉搏。人类社会的前进离不开传统，在逐步的积累和逐步的否定中修正、改造而臻于创新，为后来者创造了新意义上的“传统” 。美术是人类精神之产品，其发展轨迹正反映了新与旧、情与理、美与丑和保守与进步的交锋。

　　文字记载与形象记忆在呈现历史方式中各自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文字描述的特点在于可详述时间顺序、内容情节、事物逻辑。形象记忆则是在人们视觉艺术的创造中，直接表现心灵的感悟与直觉感受，并将历史诉诸于烙有时代特征的造型中。形象记忆是形象的、直观的、艺术的。中华文化史是文字史与图像史的汇聚，它犹如连绵的群峰与滔滔的长河，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但翻开这部图像史，也不免有遗憾之处，譬如：老子、孔子等诸多先贤其像如何？中国文化虽重文字描述，然也时有言不达意之疏漏。我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有感于社会转型和价值取向多元等因素，立志以塑中华古今贤人像为丰碑以昭示来者，引领精神。

　　人们多祈望由像而获得对文化更为深刻之认识，就如同我们凝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石像时，联想到雅典、爱琴海的阳光。像为何者？像即像，像非像，像乃种族、时代、文化、个性之综合体。费孝通先生曾为我题“由像及神” ，此中所谓神，已凌逾象外，而达自然、社会、科学、人文之本真。中国人生命之像，在五千年文明之火的烤炼中。无论是泥人、陶塑；或是石雕、铸铜。从伏羲、女娲“造人”至今，悠悠乾坤，漫漫史程，中国人形象的塑造存在于文化的意象中……20世纪留洋的李金发从西学中获得高超技艺，塑一代风骚蔡元培，揭开了雕塑史的新篇章。正如鲁迅所说，塑菩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塑人。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苏俄现实主义、“文革”偶像风潮、新时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涌入……

　　我始终信奉，中华文化之所以强劲伟大，是因为那些历史的精英、文化的巨擘在沧海横流、浴火重生中终以其精神而自塑成了一尊尊不朽之像。

　　我自感这像当立于天地间，这继圣之精神当存于生民内心。故我近三十年来潜心于斯，数百尊人物雕像由心涌动，藉手而塑。

　　所谓为时代造像、所谓丹心铸魂，是也。

　　山花春世界，云水小神仙。

　　每每读到艺术家们自然清新、富于洞见的美文时，就好像听到他们在自由歌唱，没有套路，没有滥调，于深郁沉静中见昂扬、新锐；于宕荡峥嵘中见平实、素朴；于文字中见形象，于形象中见思想……上个世纪的中西调和，让国学在西学的激荡中经受考验，一些国学深厚的知识分子半白半文的新体作文，其文风本身便体现了“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我对傅雷的辩证古今中外、真言满纸、新见迭出的文的灿烂，对徐悲鸿慷慨陈词、复兴中国美术的高远理想，由敬而慕，心向往之。文与艺是鱼水关系，我崇文尚艺，在塑泥、泼墨之余为文。今年繁忙的行政事务占据我许多时间，我遂于“行船、走马”之际，整理思路，记下感受。在乡野采风、异域考察之时，挑灯写作。我常告诉朋友：“这篇文章又是在飞机上完成的。 ”

　　宗璞先生一次在“三松堂”与我及熊秉明先生的交谈中，论及为文之道，用几个字概括：真情、洞见、美言，并推介吴冠中文与画的同构。

　　文以载道，文亦通艺……

　　——吴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