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 《惊奇队长》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步首映。虽然还没有完整数据，但根据艺恩等第三方机构的实时票房监测，首周末的中国票房已达到6亿余人民币，应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局，相信能让出品了这部电影的漫威影业及其掌舵者凯文·费奇喜笑颜开，让“漫威电影宇宙”的票房神话再一次得以延续。
在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上映一部以女性超级英雄为主角的电影，颇有“献礼”的意味。然而这一为全球女性观众量身定做的影片，也难免面临争议和质疑。审视这部电影的人物形象及其背后的文本脉络，我们能够弄清争议和质疑的核心何在，而一个虚构角色的呈现，又是哪些力量博弈之后的均衡。
充满力量的女性：超级英雄电影的新动向
漫威毫无疑问是将惊奇队长卡罗尔·丹福斯作为一个充满力量的角色来塑造的。 《复仇者联盟3》的结尾，在一众超级英雄都不敌灭霸、纷纷化为灰烬的当口，神盾局局长尼克·弗瑞拿出一台旧寻呼机发出了求救信息，预告了惊奇队长的登场。这样的情节引得粉丝们浮想联翩——既然众多复仇者们集结起来依然难逃失败的命运，惊奇队长究竟有着怎样的超能力而被寄予如此厚望？随后的一年里，漫威官方在对剧情严格保密的同时，反复强调惊奇队长是“漫威电影宇宙”中最强大的超级英雄，将在《复仇者联盟4》中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而上映之后不难发现，整部影片正是围绕惊奇队长的力量展开——不仅是身体力量，也包括内在的精神力量。童年的卡罗尔就坚韧顽强，总能在跌倒之后再次站起来，完成富有挑战性的运动项目；长大之后又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在影片的高潮阶段，她被敌人打败之后却没有失去勇气，拼尽全力挣脱捆绑，从密集的导弹之下拯救了芸芸众生。据称，为了出演这个充满力量的角色，演员布丽·拉尔森参加了长达数月的体能训练，直至可以完成拖动吉普车之类的高难度动作。这样，银幕上的角色性格和银幕外的明星人格合二为一，在真实和虚构的双重维度中，有关女性力量的神话得以构建。
与之相似的是，几年前盖尔·加朵出演神奇女侠时，以身怀六甲的状态亲自完成打斗动作，现也已是流传甚广的美谈。而两人出演的角色也都是强大的女性超级英雄。看过《神奇女侠》的观众大概都很难忘记这样的场景——在写实性的布景风格中，一战战场得以高度还原。在旁边（男性）士兵惊诧的注视下，神奇女侠戴安娜迎着纷飞的炮火从战壕中站起身来，冲向德军阵地。配合着雄壮激昂的音乐，特写镜头和升格镜头一帧又一帧地展示着她坚定的手势、凌厉的眼神，以及奔跑、冲锋、抵抗、进攻的每一个动作。于是，在一个无限接近现实的影像世界中，神奇女侠嵌入了真实历史，也突破了物理定律的束缚，展现出神话般的力量。
骄傲、自信和勇猛的女性形象，在此前的商业电影中是相当少见的，也提示出商业电影这几年里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之一，就是将“女性”与“力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然，此前电影中并非没有智勇双全的女性角色。 《异形》系列和《沉默的羔羊》系列中分别是女科学家雷普利和女探员克拉丽斯战胜了凶残怪物和变态杀手，而《霹雳天使》系列中的三位女特工也是武艺高强。但是，雷普利和克拉丽斯的行动毕竟是被恐惧的情绪所驱使，而三位“天使”则听命于从不露面的神秘男子“查理” 。当我们从血腥的画面中回过神来，体会到的更多是大难不死之后的虚弱感；而当三位“天使”受到“查理”褒奖的时候，后者的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为电影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尾声。
那么，同样是女性，同样取得了胜利，为什么惊奇队长们充满了力量，而雷普利们却不能带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呢？关键的原因，或许在于是否突破了女性刻板形象。
突破刻板形象：女性主义与女性超级英雄的银幕新变
超级英雄电影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类型尚无定论，但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们有着鲜明的共同特征。他们大多生活在现代都市中，拥有超乎寻常的身体能力并以行侠仗义为己任。完成这样的使命，需要过人的才能、坚强的意志、非凡的毅力和追求正义的决心。由于这些品格往往“天然”地和男性联系在一起，大部分银幕上的超级英雄也都是男性。而当他们为了普罗大众的福祉上天入地的时候，女性就象征性地成为被解救的对象或被争夺的锦标。在美丽、柔弱、天真和无助的女性形象的反衬之下，披着现代战袍的超级英雄们与史诗中的英雄们一样，散发出高贵古典的气质。在这样的性别设置显得如此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时候， 《猫女》 《艾丽卡》等影片试图将女性塑造成超级英雄，结局毫无意外是灾难性的——两片票房都很惨淡， 《猫女》还包揽了2005年“金酸莓奖”的最差女主角、最差影片等七项提名。可见，哪怕是经验丰富的制片者对于如何呈现女性超级英雄也是一片茫然，当时的观众对此就更没有心理准备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女性主义者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商业电影中固有的两性角色所隐含的偏见和歧视之后，越来越多的电影在塑造女性角色时，都会有意打破原有的性别刻板印象，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女性超级英雄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女性超级英雄，依然不乏性感。例如，饰演猫女的安妮·海瑟薇和饰演黑寡妇的斯嘉丽·约翰逊都有着出众的外貌，黑色紧身衣也勾画出了她们身体凹凸有致的线条。而灵活柔韧的打斗方式，让她们在制服敌人的过程中别具妩媚之态。但是，她们性感的身体却不再仅仅是迎合男性欲望投射的客体。当镜头不时扫过黑寡妇们沉着干练的面部表情，恋物式的观看一定程度上被阻断。制片者和观看者由此达成了新的共识——女性未必是沉默的、徘徊于规训和臣服之间的“他者” ，也可以成为与男性基本平等的主体。
当成为主体，女性角色必然要有心理深度和独立个性。如《神奇女侠》中，戴安娜跟随史蒂夫离开家园的时候，天真地认为只要杀死了战神阿瑞斯，世界就会归于和平。经历过战争洗礼和恋人之死后，她理解到世界和人性的复杂，并对自己的位置和责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惊奇队长卡罗尔从小一直在回击各种“女孩不应该做这些事情”的质疑，在影片的结尾更是干脆利落地一挥手击倒了以她的导师自居的勇·罗格并告诉他， “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任何东西” 。无论是戴安娜从困惑到探索再到做出选择的心路历程，还是卡罗尔始终如一的斗争和坚守，都是植根于自己的内在价值，而不是依附于男性的欣赏与肯定。正是这种源自主体性的内在力量，构成了这些女性超级英雄与许多带有被动性和消极性的女性角色的根本区别，也让她们足以支撑起一部世界观设定颇为宏大的高概念电影，成为其中的主角并展现出昂扬的斗志和奋发的精神。
当然有时候，这些形象颇有概念先行的嫌疑。卡罗尔因相貌平平而被一些刻薄的中国网友讥为“大妈” 。如果不是从选角到化妆的无心失误，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制作者在刻意淡化女性的外在容貌在电影中的重要性。但这样一张泯然众人的面孔，与惊奇队长的传奇身世、超凡能力显然是不相匹配的。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卡罗尔的独立意志，这部电影没有给感情戏留下一丝空间。卡罗尔唯一真情流露的时刻，就是她与好友及其女儿的多年重逢。但这份同性情谊因缺乏张力而略显单薄，导致女主人公的形象也是单向度的，似乎除了坚强有力、博爱众生这些大而无当的美德之外，再也找不出别的个性特点。
如果某一理论已经被用到矫枉过正的程度，我们似乎可以断言，这一理论及其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因此才促成了这样的转变。但近两年轰轰烈烈的“Me Too”运动所揭示出来的现实却表明，好莱坞的男权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其性别不平等的状况仅凭着群情激愤的口号或许会有一些改观，但很难产生本质上的改变。那么，女性超级英雄这样体现着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形象，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幻梦抑或典范：消费逻辑下的矛盾表达
作为全世界最为成熟的电影产业体系，好莱坞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商业利益为最高目标。如何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文化商品，是制片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改编自漫画的超级英雄电影所预设的潜在观众，往往就是作为漫画忠实粉丝的青少年男性。但女性观众的比例逐渐增加的时候，她们的喜好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电影就是一场白日梦，那么，对于女性观众来说，还有什么比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女性角色，施展超能力拯救了世界更让人回味流连的梦境？因此，与其说是女性主义，不如说是消费逻辑下的女性消费者，促成了女性超级英雄的诞生。当然，大多数女性观众更希望看到有能力、有担当的独立女性，而不再是以浪漫关系为人生要义、等待男性垂怜的漂亮傻瓜，这本身就是女性主义观念普及的结果，但这样的诉求能够反映到电影中，依靠的却更多是女性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权利，而不是好莱坞本身对某种政治理念的自觉。
因此可以说，消费逻辑对于女性具有两面性的后果，一方面所购之物规定了她们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她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赋予了她们某种表达的权利。而由消费逻辑而诞生的女性超级英雄，同样带来了相互矛盾的后果。首先，这些形象算不得前卫，在很多方面是保守庸常的。如神奇女侠戴安娜之所以力阻战神阿瑞斯毁灭人类，原因是她知道人类有“爱” 。这里的“爱”并不限于她从史蒂夫那里感受到的两性之爱，而是基于《圣经·新约》中基督对门徒们的博爱教诲，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如果说这份“爱”因为广泛多义而显得空洞，它又因能容纳美国主流价值的大部分信条而成为最安全、能被最大多数人接受的表述。可见好莱坞电影虽然呼应着社会思潮，用一种具象化、肉身化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但绝不会冒着失去票房的危险引领社会思潮。当它借助女性主义观念塑造人物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无法和女性主义在更为新锐的领域展开对话。可以说，女性超级英雄对于女性主体的探索和反思，可能远不如意在颠覆父权思想及其言说体系的“女性电影”来得彻底、深刻、自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相比起依靠少量资金制作、特定节展发行、艺术影院放映的“女性电影” ，这些商业化的女性超级英雄电影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它们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为大量青少年女性提供了崇拜、向往和模仿的榜样，让她们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能够变得更加勇敢无畏，最大限度开发自己的潜能。只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当这些在银幕上完美的、近乎全能的、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是白人的女性形象传播开来，是否为她们的女性观众制造新的压抑和焦虑呢？这样的担心，或许是为什么神奇女侠得到联合国“妇女和女童权利荣誉大使”头衔之后不足两个月又被匆匆撤销的根本原因。
但要回应这样的担心，只关注这些形象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当被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这些既被赋权又被剥削，既被规训又看起来拥有无限自由的文化消费者，他们对这些虚构人物的理解构成了意义链条上的最后一环。究竟这些女性超级英雄是幻梦还是典范，恐怕也是见仁见智。那么最好的方法或许是，我们在感受和欣赏她们的力量的同时，也要看到消费逻辑的塑造作用。辨析这些形象在主流和突破之间取得了怎样的平衡之后，再以一种为我所用的姿态，从这些含混矛盾的角色中获取自我建构的符号资源。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