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第一资源。
在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近40年的时间，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深圳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勇攀艺术高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文艺名家和领军人物。
文艺人才，特别是文艺名家，是深圳建设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国际文化创新创意先锋城市的重要力量，是深圳文艺持续繁荣发展的宝贵财富。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今年深圳推出了“深圳文艺名家宣传推广计划” ，首批隆重推出画家王子武、钢琴教育家但昭义、文艺理论家胡经之三位文艺名家，这三位蜚声国内外的文艺大家，已成为深圳文化发展成就的标志，也成为深圳城市文化精神的表征。
“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国家一级美术师王子武先生，是中国人物画坛声名远播的大家， 1985年调入深圳以来，曾担任深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深圳市文联兼职副主席，为深圳文化艺术建设尽心竭力；钢琴教育家但昭义先生，自1995年移居深圳，担任深圳艺术学校钢琴专业教授、深圳钢琴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来深圳之后，他培育出李云迪、陈萨、左章、张昊辰、何其真、薛啸秋等一批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的钢琴家，可谓桃李满天下；胡经之先生是著名文艺美学家、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年来到深圳主导创办深圳大学中文系、国际文化系及特区文化研究所，为深圳培养无数文化与文艺人才。作为最早落户深圳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先后担任深圳市文联兼职副主席，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深圳市美学学会会长等职，为深圳文化与文艺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堪称深圳学术和文化的拓荒者和见证者。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本报专访首批三位大家之一胡经之先生。同时，本报还推出对深圳文艺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美术家董小明、 《邓小平》雕像作者腾文金、文学评论家杨宏海、设计师张达利、青年歌手周笔畅等深圳文艺人才的采访报道。
1955年底，胡经之在北大本科毕业照
中国文艺美学的“教父”
深圳文化建设的“拓荒牛”
深圳文艺发展的“守望者”
深圳学术的“一面旗帜”
深圳文化的“一座丰碑”
深圳文化发展的“定海神针”
深圳首位荣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的人文学者
国务院授予“高等教育突出贡献”的人文学者。
……
从充满感情的赞誉到实至名归的荣誉，从发自肺腑的褒扬到当之无愧的定位，著名学者胡经之先生头上被加诸了太多称谓，但再多的名号头衔，鹤发童颜的他从来都笑而置之，遂淡然自况—— “我只是‘江南岸边草，苍茫一书生，乐读万卷书，好作万里行，心向真善美，敬重天地人’ ” 。
读书、著书、游泳、弹琴，而今85岁的胡经之每天生活充实而规律、安静并惬意。但时逢改革开放40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胡经之宁静恬淡的生活常常被打破：“深圳文艺名家——胡经之先生成果展”“胡经之文化美学理论与文化创新实践研讨会”等各种以他为主角的重大学术活动相继开展，他每每莅临现场与众人溯古叙今、谈文论道；深圳乃至全国的各大媒体也频频叩开胡经之的家门，将镜头再次聚焦于他，他次次热情相待，真诚迎应……因为只要论及深圳改革开放40年，不能绕开40年的文化发展建设，而谈及文化与文艺发展40年成就，就不能不重新走近他，重读这只志业鹏城，为深圳文化发展筚路蓝缕，为深圳育人树才苦心孤诣，在深圳为学志道孜孜以求的南迁北燕，不能不去回望他近30年锲而不舍、砥砺前行，为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播撒文化种子，为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阔步发展勾画时代蓝图的种种创举和付出。
从“飞鸽牌”到“永久牌” ，是深圳两大优势吸引了我
记者：从1984年来到深圳，您是创立深圳大学中文系及特区文化研究所的核心人物，也是最早到深圳工作的著名学者之一，堪称深圳文化建设的拓荒者和见证者。那么当初为什么会接受邀请从北大来深圳大学创办中文系？
胡经之：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想到，在“知天命”的年龄，不在燕园未名湖畔过安稳日子，竟然从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跑到这最年轻的初创的深圳大学（以下简称“深大” ） 。当时张维院士受命创办深大并出任深大首任校长，初创大学，急需支持。那时张维已经和教育部谈好，由清华支援自然科学，北大支援人文科学，人大支援经济、政法等社会科学。于是1984年，张维院士盛情邀请汤一介、乐黛云和我到深圳大学创办中文系，汤一介创办国学研究院，放在中文系。他说没有中文系成不了综合大学，培养综合人才和技术干部，一定要有中文的底子、中国文化，特别是和外资企业等进行中外交流。
1986年，胡经之到香港拜访饶宗颐
来了之后，当时深大中文系被称为“北大帮” ，从北大调来的年轻教师有十几位，他们自称“永久牌” ，而把我和乐黛云称为“飞鸽牌” ，就是在北大、深大之间飞来飞去，乐黛云半年，我半年，也没有说要落户到深圳，因为讲好了来去三年，北大借人给深大，三年后得还给北大。那样试了三年之后，中文系办下来了，来的大部分都是北大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深大的骨干。到1987年快三年了，北大催我回去，汤一介、乐黛云都已经回去不来了，结果我迟迟没回去，学校常务副校长张学书也催我，说老胡你怎么还没回来，赶快回来，你要搞新型学科，我们北大也要搞新型学科。因为当时我们在办新型学科，乐黛云是比较文学，我是文艺美学，在当时都是刚提出的新型学科，外国有，中国没有。那时张维住清华园，我住中关园，我们离得很近也很熟悉，他说你就不要回北大了，深圳大学要发展人文学科，现在才有外语系、中文系，还有很多要做的，你留下来，看看中文系以外，还有哪些人文学科可以发展，你要为它作贡献。
记者：当时是什么吸引您留在深圳？决定将“飞鸽牌”变成“永久牌” ？
胡经之：做出这个决定当然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受到改革开放精神的召唤和这里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所吸引，以及正在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气息所感染，让我看好深圳。我觉得深圳是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就像一张白纸，还没有开发，想画什么画。也就是说，深圳具有两大优势，一是人文环境好，自由宽松，你有什么想法，在这个地方都可实现和尝试，真的可以“从心所欲” ，而又“不逾矩” ，没有那么多框框，可以心想事成，绘出最美最新的图画。比如说在深圳大学，我后来想把中文系扩建成国际文化系，几个人一商量就开始干并干成了，并且有资金支持，老学校反而常常会有很多束缚。自然环境，这里有山有海，空气也好，我在北京一到秋天就像感冒一样，三个月好不了，过敏反应，到了这自动好了，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了，这才有下面的戏，要不我就回北大了。
记者：是不是留在深圳就自然多了特区意识和深圳使命，将中文系扩建成国际文化系这样的学科建设和学术转向也是一种责任使然？
胡经之：既然我下决心在深圳了，那我就要设身处地考虑特区的发展实际，深圳要培养深圳需要的人才。我落户深圳后，新来的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林祖基是我的文友，我们都是深圳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协会员，常无所不谈。他坦诚和我说，胡教授你们北大是一流没说的，你们把北大的学术传统和人才带到深圳，把深大学科建设得很好，但是北大是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的，我们是要为深圳服务的，不能像北大一样学科细分，深圳要向外向型国际化城市发展，需要培养中西通的通用人才，为深圳实际发展打基础。我觉得林祖基说得在理。1987年6月我萌生了把中文系扩建为国际文化系的念头，办系方针为“贯通中西、应用为主” ，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方面支持，一拍即合，国际文化系就建立起来了。这在当时全国来说是深大首创的，就连北大也只有国际政治系，没有国际文化系。我们把中文学科拓宽了，不止封闭在文学圈，而是广及文化，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这在深圳大学多了很多生长点，有很多学院和学科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比如对外汉语专业和国际交流学院，大众传播、旅游文化等诸多专业。在建立国际文化系的同时，我又创办了特区文化研究所，我做所长，很快还开办了特区文化研究班，希望为特区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人才出力。
1980年6月，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在昆明成立，胡经之应邀陪“五四”老人朱光潜（左二）与会，在庭院中和周来祥（左一） 、涂途（右一）合影
记者：您不仅在学科建设上实现创举，为深圳国际化发展和文化建设建基，培养大量通识人才，您还为深圳高端人才培养作出巨大贡献。
胡经之：过了“耳顺”之年，本可退休养老了，但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我为深大建校以来自行产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不能退休，就此延长了11年，培养了十届文艺美学博士生，在90年代初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全国还只设了五个文艺学博士点，我很欣慰在退休之前有此荣幸，还能为在华南新建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为这里的人才培养再尽绵薄之力。
文艺要起飞，就要一手创作一手评论，双翼齐飞
记者：扎根深圳后，您不仅致力于教育事业，倾心为深圳培养实用型人才，您也投身深圳文化与文艺事业建设，为深圳文艺发展尽心竭力。
胡经之：我把工作关系转过来，在深圳落户定居后，市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宣惠良就来动员我到市文联担任专职主席，尽管我当过无锡的学联主席，但还是更希望当好教书匠，专心教学，自由自在研究学问。可盛情也难却，我虽然没去任专职，但还是和祝希娟、王子武一起被推选为兼职文联副主席。我这一脚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文艺界的好多事都慢慢来找我了，后来请我当了十年的深圳市作协主席和名誉主席，也因此和特区的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促使我更多关注深圳文学艺术的发展。
记者：作为深圳文艺评论的领军人，您也长期致力深圳文艺评论事业发展。
胡经之：深圳很重视文艺评论， 20年前就有文艺评论家协会了，当年的文联主席张俊彪和我共同发起，在1995年成立了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在国内也属领先。由此我又当了十年评论家协会主席，那时候我就明确提出了为什么要搞评论家协会，文艺要起飞，就要一手创作一手评论，双翼齐飞，紧密配合，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深圳特区报设立了“文艺评论”专刊，在国内传播。我还尝试把文化研究和文艺评论结合，对特区文艺的发展道路作些理论探索。深圳文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都曾做过理论概括。在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十周年时，我和深圳市文联主席董小明共同主持了《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多卷，我当时还写了一篇序文《文艺评论求创新》 ，探讨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实现真善美的终极目标。
记者：您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以您为媒介的文化与文艺资源，始终不遗余力地为深圳这块土地培植精神之花。
胡经之：来深圳不久，深圳的八大文化设施正陆续建成，有了“硬件”却“软件”稀薄，亟待充实。深圳市博物馆建成较早，希望我助一臂之力，把我在北京文化艺术界的资源引入博物馆。我和徐葆煜副教授一起商定，就在1986年创议成立了深圳市美学学会，把著名美学家、中华全国美学会会长王朝闻请来当名誉会长，我任会长，在深圳开展了国内文化交流。我们和深圳市博物馆通力合作，从北京、上海等地陆续请来了很多艺术家，举办画展、书法展、摄影展、文物展等很多活动，还向公众开启了艺术讲座，丰富了特区初期创业者的文化生活。后来，会址设在广州的广东省美学学会也推选我当了会长。
记者：盘活了国内资源，您还放眼国际，将世界先进理念注入深圳文化建设中，这正基于你说在北大实现了“读万卷书”的梦想，到深圳实现了“行万里路”的夙愿。
胡经之：的确，得益于深圳独特的地缘优势，我从“读万卷书”走向了“行万里路” ，不断有机会出国考察，由远及近先后考察了30多个国家，从而不仅有了“深圳情怀” ，还多了“国际视野” 。由此逐渐发现，在深圳做学问，最适合做的是要向“新、精、尖”方向发展。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怎么走，首先是在深圳试验，人文和社会科学要发展，也应首先在这里作前沿探索。深圳这方热土为学者培育了可以做“新、精、尖”学问的土壤，这里为专家、学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以各扬其长。创业初期，由国务院直接认可的杰出专家来了数十人，深圳高度重视，较早就在全市成立了一个杰出专家联谊会，由最早来深圳的一位院士邓锡铭任会长，我有幸也被推选为副会长。那几年，每当春节或国庆召开专家联谊会，市委书记、市长就专程前来和大家座谈，听取专家对深圳今后发展的高见，上下交流，直接沟通，相互间以朋友相待。有的意见会很快付诸实践，令人欣慰且受鼓舞，促使我更多地面向深圳现实，关注现实中出现的“新、精、尖”问题，思考如何在此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记者：深圳优势催化和成就了您从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的重要学术转向，从而也反哺深圳文化和文艺发展建设。
胡经之：因为与香港交流密切联系广泛，我通过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很明确是大众文化主流，绝对主流，老实讲当时我对此很惊奇，怎么可能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大众文化一进来，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我脑子里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转向文化美学。我认为大众文化应该认真研究，做美学分析，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瞧不起它，不闻不问，要研究它为什么能吸引大众，精英文化应该吸收它的长处。实际上，精英文化要普及，大众文化要提升，吸取众长，主流文化应该是我们的主旋律文化。主旋律文化就应该融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优点，不能公式化、边缘化、符号化，要大力发展雅俗共赏的主旋律文化和文艺才能吸引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三种文化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文化新格局，这是我的基本观点，我的文化美学的基本思想也就是这一思想。
2015年，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为胡经之颁发“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证书
实际上我一再讲深圳文艺，首先基础是大众文化。我编了一本《深圳文学20年》 ，我也写了一个长篇序言，探讨深圳文化应该怎么发展，文艺怎么发展，基本思想也是这一文化美学思想。现在大众文化铺天盖地，量多可以，老百姓喜欢的我们不能否定，但不能成为主流，精英文化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们研究的“大、洋、古”的东西，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等，可能老百姓没几个人看，所以在90年代我就形成了这一思想，中国的文艺发展要循着在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旋律文化并存，主旋律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良性互动这一道路发展。
记者：您当时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理论观点对今天文艺创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胡经之：这一观点毫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发展的思想精神。文艺要讲真善美，没有真善美文学艺术干什么？笑一笑哈哈就过去了吗？我在很多场合常常讲文化产业是要发展，但文化产业是手段、工具，最终是要欣赏优秀作品，而优秀作品的最高境界，最后的价值追求是真善美。但问题是现在的真善美是什么？这是需要要研究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真善美，现在的理论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善美是什么，但我们的理论研究在这方面却有欠缺。
我之所以提倡文艺美学，也是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艺术标准实际就是美学标准。艺术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清楚，马克思强调要按美的规律生产，物质生产都要按照美的规律，精神生产更要按美的规律生产。所以我介绍马克思，想借鉴马克思的观点，希望能够真正把过去不重视的这块补起来。
我的研究生是跟杨晦读的， 1960年写的研究生论文是《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 ，文章总结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之所以具有不朽的魅力，就是因为是符合真善美尺度的独特创造。不同的艺术的价值重心可能不同，有的重真，有的重善，有的重美，但是美是不可缺少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
记者：当下我们在大力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而您开创的文艺美学学科及其思想正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弘扬，具有很强的理论自觉。
胡经之：四川大学有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者曾说，中国没有美学，一谈美学就是西方的，把西方的美学搬过来，中国的东西没有了，实际上中国是有审美传统的，但没有成为学科，因此别人讽刺中国“有美无学” ，而西方是“有美有学” 。他说胡老师是努力想在中国传统里面挖掘出美学。
我的美学概括为三点，人生美学、体验美学、价值美学。人生美学，即我的美学是面向人生的，为人生服务，不是抽象地谈，要研究人的生命活动、创美活动、育美活动。美学不就是理解怎么过上美好生活吗？归根结底讲怎么成为真善美的人，怎么成为美好的人，怎么生产出符合美的规律的东西，过上美好生活。这个观点提出来，中心思想就有了。脱离了人生空谈美，那是西方的传统，比如西方提出美即存在，存在都美吗？实践都美吗？实践有美的，也创造丑，所以美学要达到这个层次。第二就是价值美学，不能一般地停留在讨论什么是实践、存在、生命、生活，一般地谈就是哲学问题，现在要进入价值区分。生命有美的生命，有丑的生命，有好的生命，有坏的生命。生活有美好生活，也有丑恶生活。那么美学只谈生活不行，得进一步达到这个层次，不能停留在哲学的一般原理。第三，我的美学是体验美学，体验生活，体验人生，也就是说，美只讲理论是领会不到、发现不了的，要感性体验。体验不同于认识，不同于意志，所以不同于善，不同于真，那就要到达心理层次。明年初山东文艺出版社要给我出美学文选，希望我给拟一个题目，我就想把题目定为“体验人生价值美” ，副标题是胡经之美学文选，这样把我的基本思想的三个关键词都纳入进来了。
深圳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
记者：在您看来，深圳文艺发展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未来还应在哪方面着力？
胡经之：深圳作为新都市，知道自己底子薄，但却有超前意识，精神文化的建设已在起飞。一提深圳，实际上大多数人印象还是打工文学，因为那是新的，而且多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深圳是新都市，外来作家没有深圳的生活体验便没有创作根源，只有自己真正生活在深圳，了解体验经历过这里生活再来创作才会有根基。打工文学创作者，他们爱好文学，但因为要打工赚钱，他们常常没那么多时间来创作，所以打工文学有时有粗糙的一面可以理解，需要慢慢地生活安定了，生活积累也多了，文学创作也自然会提升。但现在有些文艺创作，往往会出现急就章、快餐文化，很多人很难安心坐下来。要创作出大作品，就得能沉下心来，用心体验生活。
在我看来，深圳的大众文化、社区文化很发达，书城非常漂亮，自动售书等现代化设施越来越完善，但这些都是手段，我们缺少史诗性的作品，缺少像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命运》这样的作品，像这样真正的文学作品是通过个人的悲欢离合，通过个人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变化。希望深圳出现史诗性的作品，深圳还要在这方面下工夫。正像上世纪90年代，钢琴家但昭义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但昭义也坦率地说，我培养出来的学生得了几个奖，但要让深圳成为真正的“钢琴之城”并不容易，成为“钢琴之城” ，就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钢琴作品、精品，有自己强大的人才队伍。这些可能难以一蹴而就，但深圳正在朝着这方面努力，这非常好。
记者：您曾说您是江南稚子、北大学子，最后成了岭南游子。在您的学术成果展开篇，您的“纵浪大化中，天地一书生。精神筑家园，安下游子心”诗句，让人看到心路情牵。
胡经之：现在我不是游子，是“深圳居士”了。很多人都知道， 80岁以后我自称“深圳居士” 。因为80岁是一个界限，身体会渐渐衰老，另一方面，我不在岗退出来后，很多公众活动不参加了，那不就是“居士”了吗。
记者：像您的学术常青一样，您永远年轻。您自称居士，是因为您已经把深圳当成家了，就像您先后三次向深圳图书馆捐赠从北大燕园带到鹏城荔园的藏书和学术资料，这是为家倾己所有。
胡经之：深圳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我的第一故乡苏州，那里有明清以来的文化积累，我是吴文化熏陶出来的，然后到了北京最高学府，接受了我们中国最古老大学的教育，成了“读万卷书”的书生，最后跑到这来开拓了新视野。我还写了一首诗，“漂泊京都数十年，半生尽染书卷气。到此放眼新视界，方知尚有新天地。 ”所以我女儿和我老家动员我回无锡去养老，在那边也给我准备了房子，我说不回无锡了，谢谢大家，故乡我永远怀念。所以我一出了书，我会跟母校汇报，和无锡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联系，把著作送给他们，感恩故乡，我也感恩北大30多年对我的培养，最后我感恩深圳，所以未来我要把我的东西都留给深圳，这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我在老家19年，北大32年，到深圳也34年了，还活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就在深圳了，时间要远远超过北京，也超过故乡，所以我说这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
既然是精神家园，我要给深圳今人文化建设提供我力所能及的，所以我已经和图书馆讲好了，现在有些书还要用，我还要写，未来我会把手里的书都给他们，我还有1000多张照片，也都给他们。因为深圳图书馆是新馆，这些专业的书这里没有。这也是我支持“深圳学派”成长，助力深圳构建精神家园尽我余生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