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庸（中国青年智库论坛执行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正在进入重塑城市脑图、经济带、生活圈、大文创等形态、业态与生态系统的“超级IP时代”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IP库；故宫、长城、大运河……成为IP集群，甚至IP文创产业带；北京、西安、成都、杭州等城市本身，就被视为一个可以打造的超级IP。新时代，北京能为中国城市甚至整个中国和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发展新范式” ？直面北京新时代发展的时代之问，我们认为，以“中国网络文学+北京发展新范式”为小切口，以“中国青年强国时代众创北京这座曾经、现在和未来之城”为好杠杆，通过北京正在着力打造的“一城三带”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文化带） ，把北京整座城市当作一个超级IP去打造——重塑新时代大北京城市发展新范式的形态、业态和生态系统，让北京真正成为中国青年众创美好人生、讲述中国故事、打造世界IP的未来之城。
颜榴（中国国家话剧院研究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外国戏剧对中国话剧有巨大的影响。外国戏剧文学对中国戏剧的滋养不言而喻。戏剧观念上突出表现为布莱希特非幻觉主义的开启与贝克特及现代与后现代戏剧的渗透。中国导演在排演外国经典戏剧的过程中获得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些旗帜性的导演。几十年间，从古典戏剧到现代戏剧，再到后现代戏剧，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范式，在中国出现了杂糅。回顾起来，我们在获取外国戏剧的信息和资料上并不差，创作力量也不弱。问题是：西方的热点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热点？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与人性表达怎么样才能形成具有对中国观众的意义？物理形态的模仿是否触及了戏剧的本质？近几年，当代世界知名导演的作品频繁来华，他们对戏剧诗意、心理和审美的开掘为中国戏剧带来更多参照和启示。今天中国戏剧人选择排演或改编外国戏剧，并呈现出它在中国的当代性，仍然是难点与突破点。
舒泽池（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推动音乐发展有四个“驱动” ：第一是政治的驱动，特别是在中国，始终是很重要的；第二是金钱的驱动，就是资本的驱动；第三是学术的驱动，包括艺术家自己的驱动；第四是大众的驱动，即大众的需求。四个驱动表现形态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占绝对优势都不是好事。中国的音乐，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是“西强中弱” ，这个基本态势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在音乐生活中的某一部分，我认为不是“少中国化”问题，而是“无中国化”问题，比如钢琴早期教学和某些院校的专业作曲教学。于是，越是比较有天赋的孩子，越是对中国本土的民间音乐无知、无感。未来随着进一步的改革，音乐怎么发展，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恐怕永远是“在路上” ，文联、音协应当有所担待。
茅慧（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
改革开放初期和深化后，北京的舞蹈创作有两个突出亮点。一个亮点以院团为主体，是向传统回归，推出了许多中国风的舞蹈创作；另一个亮点是现代舞的突破性发展。院团向历史和传统回归，以北京歌舞团的《诗经三首》 《盛世行》等优秀仿古型舞蹈作品为标志。现代舞方面，北京尽管不能算作中国现代舞的发源地，但已然发展出了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比肩的、当今中国最大的现代舞大型聚落。另外在教育方面，以北京舞蹈学院为龙头的舞蹈高等教育迅猛发展，其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将中国舞蹈教育事业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群众舞蹈方面，北京舞蹈也起到了率先垂范作用， 1987年首届北京龙潭湖花会大赛的举办，成为当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工程形象展示平台的创举。自此，全国许多省市也相继开始了地域性的民间舞蹈、群众舞蹈文化展示平台的建设。
郭云鹏（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曲艺杂技民间文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杂技家协会理论研究处处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北京主要有三个杂技院团，一是成立于1950年的第一个国家级杂技院团“中国杂技团” ，二是源于老北京天桥的“北京杂技团” ，三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杂技团” ，它们构成了主要的创作力量。这些团体引领全国风潮，创造了很多很有影响的杂技精品，也引领着杂技创作形式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后，杂技被称为文化交流的排头兵。据文化部的官方统计，杂技演出占中国各艺术门类出访商业演出份额的80 %以上。这些来自北京的杂技院团在世界各大杂技赛场都赢得过金奖，北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同时，杂技在北京地区的社会影响力也在逐步提高，北京的朝阳剧场、东图剧场等常年有杂技团进行商业演出，来北京看杂技也成了国外旅游者重要的文化活动。此外，魔术也成为了北京城市亮丽的名片。近年来北京举办了世界魔术大会、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华北五省区和京津冀的杂技魔术展演；北京成立了高校魔术联盟，是中国最早成立的高校魔术联盟。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北京的杂技和魔术艺术的发展。
邹文（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长城”和“改革开放”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两个代名词，也是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转化非常好的一个资源话题。英译“长城”窄化成了greatwall （伟大的墙） ，容易引人联想到各种各样差评的墙：巴以的隔离墙、柏林墙、美墨边境墙……这给长城带来消极印象或者负面成见。封闭、防御、阻隔的习见，导致长城跟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国际形象脱节甚至悖逆。我们应该更多强调长城作为一个综合建筑群的本尊，突出修造长城推动了民族融合，带来了沟通，长城代表“众志成城”的精神见证下的中国人惠及人类的建造实力，以及守望以和为贵、宁守不侵的国际和平愿景。在开放的当代中国，长城的第一属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世界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终端，直接促进着中国的开放。为此，美术工作者要跳出长城被动的、单一符号的思维定式，突出长城跨时段和跨区域的开放性，突出文化的世界性，多对长城进行“正解” ，让长城形象更好地链接改革开放，扭转任何与此相反的意涵。
唐东平（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摄影凝固了我们在生活中看不到或者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枝末节。自从有了摄影，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可以在画面里慢慢地端详，可以从影像的准确细节中寻求回忆。好的摄影是一种言说，是看的言说，是无尽无边无际、永远没有尽头的言说。优秀的摄影作品不亚于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不是马上就能看明白的，要看很久很久才能明白。现在都在做快餐式的文化、浅阅读、浅观看，有多少深度的展示、深度的阅读、深度的观看？还有些展览，作品缺乏真性情的流露，比较虚伪和虚假，或者流于普通爱好者的业余娱乐活动，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这是当前影像文化的误区。真正的摄影艺术要对人性进行思考，要传达出人性复杂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也需要摄影理论家、评论家对作品进行深刻的解读、导读、鉴赏与批判。
朱培尔（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 《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报》社长兼主编）
我们经常把写毛笔字当作是书法，实际上书法和毛笔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毛笔字强调的是书写的规范，要求工整、易识、清晰，主要是实用的；书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实用的，它强调性情的生发、神采、与自然的融合、个性与表现、思想与理念的圆融，所以是超越技术层面的。当代书坛最大的问题和困惑，不在于我们缺少书法家，也不在于缺少书法理论家，而在于缺少有艺术理想、有责任担当的书法工作者。现在网上有很多书法乱象，比如“丑书”“射墨”等等，很多人忧心忡忡强烈反对，却对危害书法艺术发展的“俗书”没有清醒的认识。实际上，在中国书法史上，漂亮的、好看的、实用的书法是一条脉络，而反其道而行、表现性情、张扬个性的书法，是另一条脉络，这条脉络代表了书法艺术发展的方向。那些与“善”对立的“丑书”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但是在审美上强调表现与创作个性的“丑”是有重要意义的。如果书法工作者尤其是书法理论家能把“丑书”界定清楚、分析明白，使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被更多人接受和欣赏，从而使当代书坛更多样与多元地发展，这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也是对得起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