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卷藏书宜子弟（附边款）　陈鸿寿

　　陈鸿寿，字子恭，嘉庆六年（ 1781年）拔贡，官淮安同之。书法工行草与篆隶，呈现自然潇洒之态，刀法上多泼辣而挺劲，印文活泼而具神态，使西泠印风为之一新。陈氏还有“用刀如用笔，写石如写纸”之能。

　　“万卷藏书宜子弟”白文印作，挺劲老辣、饱满丰富之浙派篆刻白文精品力作。章法上颇具新莽时期“上虞马丞印”五字官印秩序感的布局法，只是此作为七字而已。同时，“宜子弟”犹占所谓的印字的一格。独特之处在于刀法上以典型的碎切渐进“浙派”用刀法，篆法上深得缪篆用篆之“大法” ，因字立形增减适度，尽显汉印英迈劲洁、凝重浑厚之风韵。印文“万卷藏书宜子弟”又表明印的得主崇尚读书，应是位读书人，其文化的传承性上溯到商周时期金文中的“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历史文化。祈福子孙后代兴旺发达、传承有序之美好愿景。

宗伯学士（附边款）　陈鸿寿

　　“宗伯学士”朱文印作，方整典雅大方自如。布局上，追求平衡稳定，四字呈无形之田字格，使之印文秩序井然;刀法上，呈现方收兼顾圆转自如的用刀意味;篆法上，宗法小篆形态，伯、士缪篆成分大，可谓小篆与缪篆的有机结合，显得自如大方又不做作。陈氏对“伯”字与“士”字分别增加一横和两竖是平衡印作的有效手法，且有源可寻，可见高深之才艺。值得一提的是“士”字所赋予的两竖具有古文字学深意。 《说文解字》云: “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 。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用现代人的认识“士”字两竖画既有充实文字，又有美化文字的双重作用。

　　赵之琛，字次闲，善书工画，篆隶楷行四体自成一格，晚年信仰佛学并常刻佛像。为陈豫钟入室弟子。篆刻汇黄易、陈鸿寿诸家篆刻之长，以充实自己的印作技艺。用字上善变求秀美，布白上极尽妥帖之能事，可谓精益求精，刀法上爽朗挺拔求快意。论者多赞谓:“嘉道以来学浙派者以次闲为第一人” 。然而，诟病多评: “流于习气” 。章法、刀法皆已趋僵化。

　　“蔷薇一研雨催诗”汉白文印，雄秀滋润，时隐时现之边栏线与粗细变化更觉印作之内在美感。布局上，形制方、字体方、形成雨露滋润韵味足之诗意化流派篆刻；刀法上，切刀为主，辅之冲刀法，使印文线条粗细有变，这里边栏线条的粗细与一定程度的残缺相映生辉使其篆刻的丰富内涵尽收眼底，当视为赵氏精心之作。此作高明之处在于将“蔷”“薇”“诗”三个字进行含蓄自然的艺术处理，可谓在继承汉缪篆的基础上赋予丰富而优美的线条变化。同时，篆法隶书意味的浓厚，着实增强了此作的可识性与审美文化的传播力度。

蔷薇一研雨催诗（附边款）　赵之琛

　　“周三燮读过经籍书画金石文字记”鉴藏印作，尽显“西泠派印风”之功力。布局上，在方寸之间容纳十四个字，在“八家”中少见。同时，呈现疏密相宜、因字立形之人工美安排。着实暗合印论家之常言：当密则密、务欲填满，其“过”“经”“书”“画”四字均取法于汉代缪篆。最终使赵氏此作达到：“疏密两相宜，自有参差诀”之“西泠派篆刻”风格所追求的“须知真放在精微”之中华印文化博大意蕴性。

　　钱松，字叔盖，疾迷于金石文字，书法以隶书与行草书见长。善山水并设色苍古中含“金石气” 。亦通琴瑟乐曲。篆刻宗法汉印并勤于用功，尝摹刻二千方。印作颇得丁龙泓精华。刀法上，一洗西泠陈法，践行切中带削颇见韵致之法；章法上，大胆落刀，细心收拾，时见布局之新意。钱氏在篆刻探索，带披削的新刀法，立体感颇强。

　　“永康应敏斋诗词文字之印”汉白文印，呈现端整饱满，井然有序之“西泠派篆刻”风神。与前述陈鸿寿所作“万卷藏书宜子弟”印当同属具有文化深刻性的鉴藏印。此作布局上，近似晋朝颁“晋率善胡仟长”官印格局；刀法上，以切刀为主并呈现整中见朴之刀法意味；字法上，以汉缪篆为主，又不失自然得体之形态——将“永”“应”“敏”“斋”“诗”五字作了一定简省，与此同时，“之”字做了屈曲折笔的处理，使此作达到“密实虚空，气完神足”。

周三燮读过经籍书画金石文字记（附边款）　赵之琛

　　“汪氏八分”朱文印作，充分展现了钱氏开阔舒展，笔情刀趣为“西泠八家”朱文印之上乘之作。从其布局与线条上看，“因残不残，更觉舒展”篆刻意境深远，细观之，此作并非初无边框，当是固岁月而磨损之，因而表露出舒展开阔古朴自然之“金石气象” ；从另一面反映出“西泠八家”朱文印作的别样风采。值得一提的是：从“大篆法”观再分析“汪”“氏”二字以饱满稳重见长；“八”“分”二字舒朗开张为胜。诚然，钱氏此作恰恰给我们带来“流派篆刻”的“协奏曲” ，展示“西泠八家篆刻”风采，影响近代篆刻，最终启迪当代印坛走向雅俗共赏、世能知善的现实社会的文化语境。

永康应敏斋诗词文字之印（附边款）钱松

汪氏八分（附边款）　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