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舞剧《醒·狮》剧照

　　由广州歌舞剧院打造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醒·狮》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为故事背景，通过讲述两位舞狮少年阿醒、龙少面对爱恨情仇、家国大义等不同人生抉择时的自我觉醒与蜕变，反映了大时代风云中南粤儿女勇于抗争、书写民族大义的故事。

　　醒狮——狮醒

　　“醒狮”作为广府文化中一种拥有丰富含义的符号，可引申至工艺、音乐、武术，甚至仪式、舞蹈、风土人情等方面，拥有极大的释义空间与象征能力。 《醒·狮》所构作的故事和表达源于“狮” ，兴于“醒” ，拿破仑·波拿巴语：“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他醒来的那一天，地将动，山将摇” ，在英军轰垮古老城墙、鸦片摧残国民心智的历史背景下，广州人民奋起抗英显得悲壮有力——“狮醒”二字确是为这段历史印下的最佳注解，更不要说“醒狮”本身就是广州文化的最佳代表之一。

　　若从“名字”下手为本剧梳理脉络与主题， 《醒·狮》的“醒”应当先于“狮”存在，正如它在剧名中的位置一样，也正如作为本作前身的小舞剧《醒》的标题一样。剧中男主角阿醒的名字取得也非常巧妙，既有“醒目”之意，也有“觉醒”的伏笔；龙少的“龙”则是中华民族的另一形象代表，相较于拿破仑口中的“狮”而言，“龙”的符号则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自我认知，更具有主体性。

　　在剧中，最大的“醒”者莫过于龙少。阿醒天真质朴，一身正气，面对外敌入侵，拿起刀枪守土顺理成章。但是龙少不同，龙少先是将自己好胜、自大的性格展现得极为明显，而后自甘堕落，饱受鸦片的折磨，目睹妹妹倒在血泊之中……最后，在这种绝境中，他才“醒”了过来，与阿醒化敌为友共同抗敌。这样的转折显然更富有戏剧色彩，经历了堕落而后自强，恰如中华民族“龙的传人”在那个时期所经历的动荡与磨难。一方面，编剧笔下龙少的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象征着国人自我认知与自我思辨的成果，另一方面，就人物的个人经历而言，龙少所经历的命运波折，也渲染出作品的戏剧性，使本部舞剧的情节免于平淡与无味。

　　女性形象有力登台

　　聚焦于人物命运的转折，同样值得留意的还有凤儿和阿醒的老母亲。凤儿在剧中呈现了三种不同的形象：女扮男装者、爱慕者与引狮人。三个形象分别反映人物内在的三种性格：叛逆、阴柔与刚烈。如果说叛逆只是个性的宣扬，那么到最后作为引狮人登场并牺牲，则带了几分悲壮。回到“醒”的主题，值得留意的是，阿醒和龙少的联手和觉醒并非完全来自于他们自我的内在呼喊，最直接的原因，莫过于凤儿在他们面前的自我牺牲。所以，女性角色在本剧中的形象与意义，究竟是什么？

　　在常见的红色作品里，女性角色的设置常常制约于“演员形象” ，往往沦为花瓶和陪衬。其中较为出彩的演绎，也常常止于与男性并肩作战。不同于流俗的花瓶角色，凤儿的角色在《醒·狮》中的作用较为突出。首先，她是一位在做选择这个问题上足够主动的女性，无论是选择男装上街，还是倾心于兄长的眼中钉，又或是在最后戴上头套、执起蒲扇，在最前方引领雄狮奋进，都令这一女性角色不再受到“被动行动”的困扰。其次，是她的角色之于主线的作用，如果说本剧主体和主角是那两头醒来的雄狮，那凤儿则是那个把他们点“醒”的人。上文已述，“醒”是比“狮”更为重要的题目，而“醒”的推动者，无疑是特别的、重要的，凤儿最后“引狮人”的角色已经让这一表达足够清晰，如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国家对女性的鼓励和动员，那在本剧中， “女子执起一面旗” ，则是女性自己的主动选择，最后，甘愿牺牲。

　　同样表现出牺牲精神的，还有阿醒的母亲。小到自家，大到国家，她在自己儿子挑战权贵时甘愿卑躬屈膝，试图让儿子免于麻烦，到战斗爆发，她拿起鼓棒在阵地前方擂鼓歌唱，颇有为了守土倾尽全力、破釜沉舟之气。女性形象在本剧中留下了有力的一笔，令人印象深刻。

　　应留下恰当的呼吸空间

　　在舞狮的过程中，鼓声可以说是扮演着灵魂般的角色。听觉，有时比观众自己意识到的程度更加具有影响力。在看话剧时，我们边看演员行动边听台词，在看舞剧时，我们边看舞者身姿边听音效和音乐。声音是看不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缺少存在感的。拥有好听觉，缺乏好视觉，也可以是一出好戏；但拥有好视觉，缺乏好听觉，始终就差了点东西。

　　听觉，可以说是检验一出好戏的重要标准。 《醒·狮》在音乐与音效的创作和选用上，难以令人满意。首先，是节奏的把握，全剧下来，音乐的情绪始终被维持在高处，创作者接连不停的“高潮”意图非但不能让观众产生真正的情绪高点，反而容易令人陷入疲乏。瀑布之美在于高低落差，戏剧之美大致同理。其次，虽然本作是一部舞蹈作品，但文本创作者仍然在其中设计了较为强烈的戏剧性，这一点在听觉上并未被很好地呼应，并未被合适地配合呈现。音乐所体现出来的情绪表达虽然饱和丰盈，但还是得为观众留下恰当的呼吸空间，那样，待到真正的戏剧性高点在舞台上登场，观众才得以进入真正的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