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有几个前辈作家、艺术家的名字，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在心里：赵树理、马烽、墨遗萍、张万一、寒声。他们都是抗战早期参加文艺工作的，和我的导师、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的张庚熟识，也和我夫人刘彦君的导师，时任察哈尔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主任的郭汉城熟识。赵树理、马烽是“山药蛋派”代表性作家，他们的作品我从小熟悉，马烽又在我任职的中国作协工作过，另三位则从事戏剧编、导、演、研一生，硕果累累，他们的戏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长期在山西各地的舞台上唱响。我上世纪80年代初考察戏曲文物，常从中国艺术研究院出发，到三晋大地的沟坎垄畦上跑，这三个名字在民间如雷贯耳。其时，墨遗萍刚刚过世，但我得到他的遗著《蒲剧史魂》 ，如获至宝。张万一时任山西省戏剧研究所所长，见到我拉着手就不放，不久也过世了。寒声先生则是我结识最晚、但却长期保持了联系与忘年友谊的一位。他满头银发、一尘不染、红光满面、谈吐文雅，像一位儒家尊者，令我一见面即肃然起敬。

　　慢慢了解到寒声的坎坷身世，我更平添了对他的尊重。他是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长期活跃于太行山解放区的文艺界，编战地报纸、文艺杂志，设计边区政府邮票，画连环画，写小说、剧本，率领文工团四处演出。他淡泊名利，不善逢迎，刚正不阿，执著理想， 1957年担任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几年后却不幸遭到政治清洗，被发配雁北劳改，一呆十八年。在雁北他养马、修水利、写剧本、办剧团，从未因为身陷逆境而失去生活热情。他一生写了十几个剧本，导演过三十多部戏， 1955年曾参与了晋剧《打金枝》电影剧本的加工整理，使该剧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终于，得到平反的寒声从雁北返回，时代已经迈过了一个门槛。他虽然年近古稀，却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宏大的转型计划：开拓新视野，拓展新思维，全力从事戏曲研究、发掘三晋文化内涵。这些正是我所从事的工作，于是我们因师承而熟识，因同道而结缘。只是，那时的我颇带有一点疑惑：寒老剩年有几，还能完成这一宏愿么？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寒声已于2012年作古，享年95岁，但他业已著作等身！

　　自那时起，寒声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可以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从事戏曲音乐探讨、梆子声腔源流梳理、戏曲史论探索、戏曲现代戏研究、傩戏傩文化考察、祭祀戏剧发掘，以及一切三晋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思索。他的工作实际上延续了自己几十年一贯制的经验做法：终日到乡间采访收集、调研发掘传统文化资料和民间艺术素材，内容涉及方言俚语、谚语民谣、民间传说、宗教音乐、民歌民舞、戏曲声腔、祭祀仪式、撂地表演、艺术考古、戏台建筑等等。这使他得到大量鲜活的调查笔记和第一手资料，然后归纳整理、研判考索、钩沉稽义、旁征博引，坐下来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写作。尤其去世前几年，他每天要写作十多个小时，他在和时间赛跑！他的学术路径无非两个层次：蹈扬于田野、沉潜于书斋，却暗含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论断。这使得寒声老而有作，成就了他的后半生事业。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质量得以在其中保持，他的自然生命也得以在其中延长。

　　这其间，我经常从寒老那里得到帮助和支持。例如他曾重点考察晋东南祭祀戏剧，对当地发现的明万历二年（1574年） 《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进行了深入研究，我则借鉴了他的研究成果进而得出我的结论。又如他发现了山西高平县西里门村二仙庙正殿露台侧珍贵的女真舞蹈石刻，立即提供给我拓片和线描图。他的著作甫一出版，都马上寄给我，每次我都会带着惊讶、乞羡、赞叹、崇礼的心情拜阅展读。

　　我欣喜地看着老年寒声一部又一部厚重的著作诞生： 1999年他出版了120万字的《上党傩文化与祭祀戏剧》 ，从发掘到研究到成书，前后用了十四年。2001年到2008年，他写出90万字的《中国梆子声腔源流考论》 。这其间他还写了《中国明清俗戏辑考》一书。年届八十岁时，他又分出精力来主持《黄河文化论坛》丛刊，到去世前共编辑出版了16辑。当39万字的《晋剧声腔音乐史稿》完成时，他已经是93岁高龄。2003年， 85岁的寒声开始编纂《寒声文集》 ， 700万字，纂为十卷，分卷编辑，陆续出版。他生前见到了文集前四卷的样书。到2012年5月他把第十卷的稿子整理完毕，遂卧病不起，次月即溘然长逝。

　　写到这里，我笔下涌出了古人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是的，寒老留给我的，竟是这种让我“一吟双泪流”的玄想。当然，更具实感的，是《寒声文集》第一卷绪言结尾处的寒声自况：“落笔不求惊风雨，前路自信有知音。 ”一个有着传奇般经历的老人，就这样把自己托付给了历史和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