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江湖儿女》剧照
作为2018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的《江湖儿女》证明了自己的国际艺术魅力，而放到中国电影有关江湖的表述中来看，这部影片也有其独特的价值。从武侠片中的古代江湖，到徐皓峰电影构筑的民国江湖，再到香港经典英雄片、 “古惑仔”系列、黑色警匪电影中的现代都市江湖， 《江湖儿女》为这一序列加入了县城/前都市江湖。
“异类江湖”：贾樟柯的县城选择
从打打杀杀的帮派纷争、大佬易位、浪漫爱情的剧情设置，及拜关二爷的仪式，到对冷、热兵器的使用，对法律（监狱）与匪徒矛盾的提及， 《江湖儿女》有着现代江湖表述的普遍外观，也满足了观众对于江湖最合惯例的想象。但同时，它也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下，在女性的行走中，更新了现代江湖的影像图景。
作为时代平行的讲述者，贾樟柯从未放弃在其熟悉的县城变迁中，洞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之痛。这一次，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正在从传统县城迈向都市的大同和正处于三峡移民中的奉节。这两个城市都处于拆迁和重建中，当然也就因此同样处于过去与当下断裂的乱象之中。
不同于香港经典黑帮片将人物束缚在街道社区、地下停车场、歌厅舞厅、废旧工厂码头等都市空间边界之内，贾樟柯对武侠片中英雄笑傲江湖，行走于山林、戈壁、客栈之间，进行了创造性移植和转换，在女主角巧巧的行走、闯荡，与形形色色的个人相遇中，在偷窃、强奸未遂、欺骗的日常经历中描绘出现代江湖的底层图景。
《江湖儿女》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放弃了黑帮片中一贯的侦探癖好和复仇情结，将追寻大佬易位、帮派纠葛的原因这一戏剧推动力悬置到故事之外，将有限的电影时间留给“旁枝性”场景和镜头，如：醉酒的巧巧父亲在广播里以大字报的语言方式批判矿务局的领导；已经靠开出租车谋生的前矿务局工人在言语间诉说着重回工厂的愿望；三峡库区水位线的变化和等待迁出奉节的一张张移民的脸；现代化的国标舞、雪茄、别墅和不肯搬离村庄的老人；飞奔的高铁和正在安装的社区闭路监控。它们勾连着过去与当下，构筑出前都市人文风貌，是影片中的江湖故事上演的真实底色，也暗示着新旧交替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福柯在列举不同空间的意义时，特别强调其中一种处于边缘、颠覆的位置而同时又具备折射社会文明功能的空间，并称之为“异类空间” 。贾樟柯的县城/前都市江湖正是这样一个异类空间。如果考虑到中国县城的不计其数， 《江湖儿女》所呈现出的这一异类空间也就具有了某种典型性。
日常江湖：情感史中的异化与坚持
江湖世界的爱恨情仇、厮杀争斗具有某种传奇性、戏剧性，似乎天生就与日常势不两立。但在《江湖儿女》中，二者却相隔不远。日常有了江湖感，是因为保证日常机械、按部就班的体制和动力被打破——一方面，煤炭行业不景气，大量职工下岗，青少年一辈则成为流民、混混，或者“古惑仔” 。另一方面，城市拆迁中，固化的阶层被外力所打破并由此重组。这一合力重新分配了权力关系，也产生了灰色地带，提供了“江湖”的存在可能。
熟悉贾樟柯电影的观众不难在此看出， 《江湖儿女》不是一部封闭、自给自足的文本，而是一部互文性极强的电影。作为涉黑组织老大的“斌哥”正是从破败的机车厂中走出的工人，而杀死二勇哥，并将斌哥从老大之位赶下来的只是一帮“古惑仔”式的青年。他们在贾樟柯电影《任逍遥》中有着更为确切的名字和身份：斌斌和小季。作为《任逍遥》中的故事主角，他们同是失业工人的孩子，对于未来茫然无措，他们年少轻狂、不知死活，以打打杀杀的方式宣泄着自己的荷尔蒙和焦躁不安。实际上，贾樟柯在《江湖儿女》中对于《三峡好人》也有着直接的指涉，明白无误地引导观众在几个电影之间穿行：女主角巧巧从其矿区野模特的身份，与斌哥的关系再到其服装和造型上的还原来看，都既是《江湖儿女》 《任逍遥》中的巧巧，也是《三峡好人》中从大同出发，到奉节寻找斌哥的沈红。
巧巧的情感史将几部电影勾连起来，也链接了大同与奉节之间的江湖感。虽然巧巧一开始对这一江湖身份并不认同，却因为是涉黑组织老大的女友，而不断处于事件的核心，并因此改变了命运。出狱之后，巧巧到奉节寻找斌哥，期待着和他过远离江湖的平凡日子。斌哥的避而不见，让寻找本身变成了一次闯荡江湖之旅，巧巧因此完成了技能上的江湖化。认识到斌哥道义的丧失和稍后的某种“露水情缘”的失败，才让她真正踏入江湖之中。时代更替、世事变迁，感情也已经沧海桑田，但从处江湖之近时的逃离到无奈之中认同自己的江湖身份，巧巧一直将义气视为最重要的东西。在一部情感史的容量中，贾樟柯道出了江湖儿女的异化与坚持。影片最后以社区里新装的视频监控画面，对巧巧的内心情感做出了回答，某种程度上为这一段江湖“罗曼史”画上了句号，但也暗示了都市化过程中，社区管理的加强与江湖空间面临的新挑战和式微的必然。
贾樟柯的电影就像一颗洋葱，观众每剥开一层，停留在此或者继续往下，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作为故事本身而言，他从女性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清晰的价值观：无论情感如何变化，义气始终是江湖儿女应坚守的初心；作为对江湖议题的补充，他用电影记录了现代中国县城江湖的时代变迁；作为社会的观察者，他用一个互文性极强的电影，探讨了后工业时代、城市化进程中日常个体的痛。我们期待看到未来的贾樟柯电影，能继续对底层的痛保持敏感、保持悲悯，同时也提出救赎的可能。
扫一扫浏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