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会受到其所处的时代风尚的影响而带有时代的气息。书法笔墨的时代性是一种时间化的概念，呈现的是书法风貌的当下性，而非书法艺术发展变化的历史分期。

　　当下的书法创作，往往会受到当下的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而带上时代的印痕。曾几何时，浮躁的时代氛围使书坛上轻传统、重创新、从流俗、好丑怪之所谓“流行风”盛行，为迎合市场一时风潮，趋于低层审美的媚俗之风，以反传统甚至与传统决裂的方式来表现创新，不仅消解了书法的文化内涵，也使书法创作失去了对崇高精神价值的追求。虽然产生了一时的视觉冲击力和所谓的标新立异，但搅乱了书法文脉的历史逻辑，丢失了书法艺术所应具有的精神内质，即书法传统中的“精气神” ，既不能让观赏者产生对现实生活中庸俗现象的超脱，也拨动不了人们心田中最柔软部分的激动，终将使彼时的书法创作陷入形式上的炫技，精神内涵上的浅薄之流弊。

　　书法创作为什么不可盲从于时风？时风常为流行世俗之风，书法一旦沾染上时弊则会失去生气，而难免有世俗气，丢掉书法作为高雅文化的气质与品格。书法作为传统文化应与“时代”拉开距离，追求高古的风尚。其实，石涛所说的“笔墨当随时代”恰恰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非一些不明此理的人所宣扬的创新口号。只是很多人由于断章取义而望文生义地错误理解了石涛的本意。石涛的这句话的全句为“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 ，大意是：笔墨面对时代而跟着时代，就会像诗文一样，一代不如一代。

　　书法的艺术因子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追求时风的书法家成不了传世的大家，有些人虽然喧嚣一阵博得一时之名，但风行一过便烟消云散，留不下任何经典。而为什么启功能够备受书坛的尊崇？启功之书法为什么能无论在其生前身后都备受人们喜爱？追究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当同时代的书法家们都在试图开宗立派独辟新境之时，启功绝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澄静，坚守着古人传承的书法的遗传基因和文化精髓。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笔墨几乎没有受到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而是以古为师，从而使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审美的局限，正因为如此，其书法才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里的艺术经典。启功也用他的执着与坚守告诉世人，经典与传统相向而行，不被时代的流行风气所染，是书法家的毕生修炼。

　　中国的书法历经千年发展已成为一种相当成熟和完备的艺术形式，并早已达到了“程式化”的高度。对当代人来说，对于书法的传承和发展，重要的不在于要有多少创新，而是在于对于书法的传统基因是否能够做到“原真性”的保留并传承。笔者认为，这也正是之所以中国书法能被联合国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要原因。当书法成为了“文化遗产” ，它就意味着古人留下的真草隶篆行诸书体不能变，古人规定的书写法度和汉字的书写也不能变，笔墨中传承的“颜柳欧赵”“苏黄米蔡”的笔墨基因也不能变，变了就不是我们向联合国申请的书法了。书法作为传统艺术必须与历史一脉相承，必须与古人息息相通。对于习书者而言，对“颜柳欧赵”等各经典名家名帖的临习摹写是必须遵循的古今范式；对于书法创作而言，传统经典之中蕴含着足以令今人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和艺术能量。梁启超曾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比古人进步。 ”笔者以为，梁启超的这一说法用在书法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对于书法的评判必须要超越出简单化的“新”与“旧” ，区别书法的优劣只能靠文化品位的低俗与高雅，艺术水平的高超与低下。而新与旧、古典与时代不能成为其审美价值的标准。需知在艺术上今天的新未必是新，过去的旧未必是旧。就像流行的文化不一定能够成为经典，而经典则是永恒的流行。唐代中叶，韩愈为抵制当时盛行的骈文，发起了古文运动，力倡用散句写散文。苏轼称其为“文起八代之衰” ，以赞美韩愈不为时代风气所染的复兴精神。今天之书坛，有多少创新实际上只是停留在浅层的形式改造而已，一些无根无法的书写形式，就如同“揪着自己的头发企图飞天”一样，留给人们的只能是功力与文化内涵的双重缺失。

　　为什么只有那些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书法家才能矗立于历史书坛的云端？古人云“神采为上，形质次之” ，书法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笔墨表达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学养、涵养、修养的滋养。如果简单地用现代艺术语言对传统书法进行勾兑，必然会稀释书法的历史浓度，放逐书法的精神品质。优美的书法作品带给人的不仅是视觉感观的艺术享受，还要有诗意与哲思的智慧以及精神思想的启迪。正所谓“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 ，书法之笔墨重在古法，而其妙趣则在于风神骨气。如果说书法应具有时代性的话，那么，这种时代性就应是对中华传统人文精神世界的挖掘与时代精神的拓展。